改革体育体制 发展体育事业
杭州市体育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杭州体育事业跨入了改革开放和全面发展的历史时期。各级体育部门在市委、市政府正确领导下，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认真贯彻新时期党的体育路线和方针政策，紧密围绕建设世界体育强国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体育事业的目标与任务，积极探索体育体制改革，取得了群众体育、竞技体育和其他各项体育事业全面、快速、协调发展的丰硕成果。
一、 工作重点的转移和体育改革的起步
1979年至1984年，杭州体育战线在市委、市政府领导下，认真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和新时期党的体育工作方针，端正了思想路线，明确了发展方向，实现了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各项体育事业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过程中逐渐恢复，稳步发展。体育机构不断健全，基本形成了市、县（区）和基层单位层层衔接的网络结构；群众体育趋向社会化，体育人口逐年增长，1984年全市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群众已逾40万人；作为战略重点的学校体育巩固发展，保证每天一小时体育活动和施行《国家体育锻炼标准》的学校日益增多，达到体育锻炼标准的中小学生已超过学生总数的60%；以培养体育后备人才为目标的业余训练工作，基本形成了基础大、尖子尖的“宝塔型”框架体系；体育运动技术水平逐步提高，杭州选手参加国内外重大比赛取得了历史最好成绩。各项体育事业的恢复发展，为新时期杭州体育的腾飞开创了新局面，打下了良好基础。
（一） 新时期体育路线、方针和目标的确定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杭州体育事业跨入了改革发展的历史新时期。但刚经过“文革”之后二年调整恢复的体育事业，适合于改革开放新形势的思想路线、工作方针和基本政策还未形成，发展目标和根本任务还不明确，体育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中的重要作用也未引起社会各方面的足够重视，各级体育部门的工作没有形成统一的战略目标、战略重点和战略步骤，无论是群众体育（包括学校体育、职工体育和农村体育）还是竞技体育（包括业余训练、竞赛活动和体育运动技术）均未恢复到“文革”之前的水平。
1979年3月，国务院批转《1978全国体育工作会议纪要》。会议制定了一条马克思主义的体育路线，明确了新时期我国体育工作的主要任务，提出了二十世纪末我国体育事业的奋斗目标。此后，国家体委、教育部、卫生部、共青团中央等有关部门相继召开了全国体育工作会议、全国学校体育卫生工作经验交流会、全国城市体育工作会、全国职工体育工作座谈会和团的军事体育工作会，对新时期我国体育事业的改革与发展作出重要部署。
根据《纪要》精神和市委工作会议要求，1980年，市体委提出了“发展体育事业，必须服从国民经济的调整和有利于政治安定，适合四化建设和登上世界体育舞台的需要，贯彻八字方针，从实际出发，讲究实效，继续发展”的指导思想。1981年，根据胡耀邦同志“一个文艺、一个体育要千方百计搞上去”的指示，市体委提出了“努力把体育工作搞上去，通过丰富多彩、正当健康、振奋精神的各种体育活动，激发人们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使体育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发挥更大作用”的工作思路。1982年，贯彻落实党的十二大和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精神，市体委研究确定了“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从实际出发，全面而系统地、坚决而有秩序地进行体育改革，为进一步实现增强人民体质、提高运动技术水平、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三大任务服务”的工件方针。1983年市体委根据国务院批转下发的国家体委《关于进一步开创体育新局面的请示》，结合1984年我国将参加第23届奥运会的新形势，提出了“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发扬成绩，克服缺点，积极改革，讲究实效，以奋勇进取的精神，努力做好工作，把杭州体育推向新的广度、深度和高度，为两个文明建设和奥运会作贡献”的工作思路。1984年，按照市委部署，市体委根据党中央、国务院有关体育工作的指示，研究拟定了《关于加强杭州市体育工作的报告》，讨论确定了杭州体育事业发展的目标。这一目标的基本内容是：积极贯彻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方针，大力普及城乡体育；重点抓好学校体育工作，从少年儿童抓起，开展业余训练，增强学生体质，打好运动基础；搞好体育项目战略布局，集中力量发展优势项目，大力加强田径、游泳等薄弱环节；努力提高运动技术水平，竞赛成绩力争达到全省前茅、全国第一流水平；逐步建成能承办会运会和国际单项比赛的体育设施；拥有一支有一定数量的体育队伍；20世纪末，使杭州市成为全国先进体育城市。全市各体育部门切实按照市委部署和市体委确定的工作目标，在学习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同时，坚持党的体育路线、方针、政策，围绕体育工作三大任务，落实具体措施，探索体育改革，逐步实现了工作着重点的转移，推动了各项体育工作的恢复和发展。至1984年，杭州市群众体育逐步趋向社会化，战斗在四化第一线的工人、农民参加体育锻炼的越来越多，作为战略重点的学校体育得到加强，运动技术水平显著提高，青少年运动员在全省和国内外重大比赛中取得了历史最高水平。杭州体育事业开始跨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二）群众体育工作的恢复和发展
1979年至1984年，杭州市群众体育工作根据国家体委《关于加强群众体育工作的意见》，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广泛开展群众体育活动，重点抓好关系两亿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学校体育工作”的指示，坚持“面向生产、面向群众”和“因人、因时、因地制宜，业余、自愿、小型、多样”的原则，以学校体育为重点，加强对职工体育的领导，广泛发动社会力量办体育，在优先发展城市体育的同时兼顾农村体育，推动了城乡体育特别是学校的恢复和发展。
1978年11月，市体委、市总工会、市教育局、团市委等八单位联合发出《关于开展冬季群众性体育锻炼的联合通知》，要求1978年12月至1979年3月，在干部、职工、机关中大力开展“两操一拳”和以跑步为主的各种群众性体育活动；在青少年学生中广泛开展“两课两操”、长跑、象征性跑和《国家体育锻炼标准》达标活动，推动了杭州市群众体育的恢复和开展。据1979年统计，全市60%以上的干部、职工和90%以上的学生参加了冬季锻炼活动。1980年，为适应改革开放新形势，改变体育由国家办、体委独家办的局面，调动社会力量办体育，市革委会批转了市体委《关于恢复和建立系统和基层体育协会的报告》。杭州市行业体协和基层体育组织逐步恢复建立，社会办体育开始兴起。这一年，市总工会调配了2名体育专职干部抓职工体育；市粮食局、杭州茶厂、杭州味精厂、杭州第一制药厂、杭州丝绸联合印染厂、杭州织锦厂等单位相继恢复和建立了体育协会；长跑队、篮球队、拳操辅导站等群众自办的体育组织逐渐增多；市区文化宫、少年宫也建立了相应的体育组织。此后，体育协会和群众自办的体育组织逐年增多。1981年建立市级单项体育协会5个，市区拳操辅导站32个，业余长跑队9个，坚持参加晨间拳操锻炼的群众达8万多人。1982年市级单项体育协会增至16个，业余长跑队增至25个，各种体育辅导站增至150多个，市属厂矿建立各种运动队484个。
行业体协和基层体育组织的恢复建立，社会办体育的兴起，增强了群众的体育意识，推动了群众性体育活动的广泛开展。据统计，1980年市区有20余万人参加由体委、工会、共青团、妇联等单位联合举办的越野跑、接力跑、登山、拳操等体育活动；100余万人参加夏季游泳活动；48个系统765个企事业单位的21500余名干部职工分别参加了市职工篮球、乒乓球、田径、游泳、棋类、拔河、跳绳等体育比赛；市区坚持每天晨练的群众已在10万人以上。1981年，杭州市组织参加由省总工会和省体委联合举办的全省群众性游泳通讯赛和长跑通讯赛，在有8个市（地）和省属厂矿3055人参加的游泳通讯赛中，杭州市分别获得男子团体和女子团体第一名。长跑通讯赛有13个县以上单位1192名职工参加，杭州市获男子团体第一名，女子团体第三名。
1982年，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把“国家发展体育事业，开展群众性的体育活动，增强人民体质”列入《新宪法》条款，并把“积极发展城乡体育运动，普遍增强人民体质，努力提高体育运动的技术水平。”列入第六个五年计划基本任务。根据党和国家对体育工作的要求，杭州市各级体育部门大力发展城乡体育，使群众体育登上了新台阶。到1984年，杭州市群众体育基本形成了“天天有活动，月月有比赛”的生动局面，各级体委和各有关部门联合举办春季长跑、夏季游泳、秋季登山、冬季锻炼，以及节假日体育竞赛表演已成制度，多种形式的群众性体育竞赛活动常年不断。这一年全市共举办县、区级以上各类体育竞赛248次，参加比赛的群众达63688人次，全市经常性参加体育锻炼的群众约有130万人次。，省体委授予杭州市“浙江省职工体育先进单位”称号。
在优先发展城市体育的同时，农村体育也出现了新气象。1979年起，杭州市各公社（乡镇）根据农村实际情况，坚持“因人、因地、因时之宜，业余、自愿、小型、多样和勤俭节约开展体育活动”的原则，以文化中心为阵地，结合民兵训练和共青团活动，利用农闲季节和传统节日组织开展农民喜闻乐见的体育活动。如临安县山口公社一年一度的运动会已形成传统。1983年后，随着联产责任制的实行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民参加体育的积极性逐步提高，全市多数乡、社建立了文化中心或文化站，许多生产队建立了农村俱乐部或“青年之家”。在此基础上，1984年，省体委在全省开展“体育之乡”评选活动。经推荐评比，杭州市有12个乡被评为浙江省首批“体育之乡”。
（三）业余训练改革起步，三级训练网络形成
改革开放前夕，杭州市有两所业余体校，游泳、射击、航模、航海、体育等5个单项俱乐部，以及13所县、区业余体校。1979年2月6日，市教育局、市体委联合下发了《关于杭州市少体校重点班学生实行“三集中”的通知》，决定对市少体校的教学机制进行探索性改革。在省体委支持下，市少体校从原来的4个重点班扩充到9个，重点班学生310人，预备班学生330人。重点班开始实行集中读书、集中训练、集中食宿的“三集中”教学制度。这一制度的实行，缓解了重点班文化学习和业余训练的矛盾，提高了办学质量，学生的文化成绩和运动技术水平都有明显提高。次年起，各县区业余体校参照市少体校改革办法，开办了一定数量的“三集中”业余训练班，充实了文化教师和教练员。
1981年，市政府批转下发了市体委《关于市少体校项目调整和市体育场少体校增设重点项目的报告》。报告根据国家体委和省体委“努力办好现有的业余体校，特别是重点体校、重点班和普通班”的要求，按照有利于训练，有利于教学，有利于管理的原则，将市少体校部分重点项目划归市体育场少体校，充分利用体校资源，提高体校文化教学和业余训练质量。各县、区业余体校也在市体委指导下对重点班进行了调整和扩充，部分县区在普通学校里开设了体育班。同时加强了教练员队伍建设，当时全市已有专职教练员81名。1982年，业余体校在调整、整顿中继续发展，在全市各级业余体校学习和训练的学生已有2391名。次年，全市各级业余体校学生总数已有2692人。
在对业余体校进行教学体制改革的同时，根据教育部、国家体委关于“在普及体育运动的基础上，学校应建立以传统项目为主的运动队”和“狠抓自己特点，抓好重点项目，形成传统”的指示，杭州市从1980年开始，在全市范围内恢复建立体育传统项目学校。参照国家体委《关于运动项目重点布局的意见》，1980年，市体委、市教委在市区21所中小学中布局了田径、游泳、篮球、足球、羽毛球、乒乓球、射击、航模等九个运动项目。市辖七县体育、教育部门在94所县属中小学中设立了训练点。次年，在市政府协调下，市财税局拨款42940元，资助布点学校添置器材，开展活动。市体委结合本市重点、优势运动项目，在18所市属中学、57所城区小学中，重新布局了13个业余训练项目，并对设在94所县属中小学的训练网点进行了布局调整。此后，训练网点的布设和经常参加业余训练的学生逐年增加。到1983年，杭州市开始全面试行国家体委制定的《体育传统项目学校试行办法》，布设在普通学校的训练网点达到了204个，常年受训的学生达3449人。
经过对市和县区体校以及体育传统项目学校的初步改革，杭州市三级业余训练网络已初步形成。各级体校、传统项目学校进一步明确办学指导思想和根本任务，认真贯彻德智体全面发展和“选好苗子，从小培养，系统训练，打好基础，积极提高”的工作方针，使文化教学和业余训练质量逐年提高。1980年至1983年，全市业余体校向省队和部队体工队输送了近百名运动员，区、县业余体校向省、市业余体校输送学生200余名。1982年，杭州市举办了第十届运动会，浙江省举办了第七届运动会。历时5个月的第十届市运会，共有13个区县代表团、2260余名运动员分别参加田径、游泳、射击队、球类等10个大项的比赛。在这届市运会上，有1人打破1项省少年纪录，4人打破4项成年纪录，4人打破5项市少年纪录；有95个单位被杭州市群众体育先进集体。在浙江省第七届运动会上，杭州市组织了两个代表团参加。在15个竞赛项目中，杭州市两个代表团共获15个团体第一名、7个团体第二名；单项比赛金牌127枚，银牌124枚，铜牌73攻；1人平1项全国少年纪录，10人破10项省纪录，12人破9项市纪录。到1984年，杭州市少体校在校学生400名，训练项目11个，专职文化教师增至29名，专职教练员增至47名。杭州市少体校已成为浙江省和杭州市培养优秀体育后备人才的重要阵地。
（四）竞技体育的历史性突破
1979年至1984年，杭州市先后承办过2项世界比赛和10余项全国比赛，其中规模和影响较大的赛事有：1979年6月举行的首届羽毛球世界杯赛、第2届羽毛球世界锦标赛，9月举行的第4届全国运动会航海模型决赛；1980年10月举行的全国少年赛艇、皮划艇比赛、全国赛艇锦标赛、全国技巧冠军赛；1981年10月举行的全国举重冠军赛、全国赛艇锦标赛、全国航海模型分项赛和全国桥牌比赛；1982年举行的第二届亚洲象棋赛、全国青少年划船比赛；1983年5月举行的全国皮划艇、轻量级赛艇锦标赛；1984年5月举行的全国赛艇、皮划艇优秀选手赛，10月举行的全国摩托艇锦标赛。通过承办高层次、高水平的体育比赛，不但宣传了杭州，宣传了体育，推动了杭州群众体育的开展；而且锻炼了体育工作者队伍，增强了赛事的组织能力，促进了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和运动技术水平的提高。
1983年，第5届全国运动会在上海举行。在浙江省代表团所获的11枚金牌中，杭州选手共获7枚。楼云、吴小旋、冯秋英、韩国强、董月、刘群等6名运动员同时获得本届全运会的“精神文明奖”。全运会结束后，省体委举行庆功授奖大会，为参加第5届全运会和本年度国际比赛成绩卓著的运动员记功，杭州市有10名运动员受到嘉奖。1984年7月，杭州籍运动员吴小旋、楼云随中国体育代表团参加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第23届奥运会。8月2日，吴小旋在女子标准小口径步枪3×20项目比赛中，以581环的成绩创造了奥运会纪录并夺得金牌。她是中国第一个夺得奥运会金牌的女运动员，也是中国第一个创造奥运会纪录的运动员。8月4日，楼云在男子体操比赛中力排群雄，勇夺跳马金牌、自由体操银牌、单杠第四名和男子体操团体第二名。国家体委授予吴小旋、楼云“国家体育运动荣誉奖章”；吴小旋被评为1984年全国十佳运动员。
二、工作目标的确立与体育改革全面展开
1985年至1992年，杭州市体育工作认真贯彻中共中央[1984]20号文件（《关于进一步发展体育运动的通知》）精神，紧密围绕“建设社会主义体育强国”的总目标和“普遍增强人民体质，努力提高运动技术水平，积极建设精神文明，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总任务，落实措施，深化改革，促进了体育社会化，推动了群众体育、竞技体育、场馆建设、体育对外交流和体育产业等各项体育事业的蓬勃发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丰硕成果。
（一） 20世纪末杭州体育改革方向和目标的确定
杭州体育事业经过改革开放初期的调整和恢复，基本实现了指导思想拨乱反正和工作重点转移的目标，各项体育工作以较快速度向前发展，为此后的改革和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然而，在发展的同时，这一时期杭州体育工作仍存在着不少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首先是群众体育缺乏广度和深度，城乡体育发展不平衡，作为体育工作战略重点的学校体育仍然是薄弱环节，社会各方面办体育的积极性尚未得到充分发挥，国家办与体委办独家办体育的局面还没有根本改变；其次是业余训练基础不够稳固，训练场地少，器材设施差，业余训练工作缺乏科学性、系统性，跟不上训练手段日益更新和运动技术不断提高的形势；第三是某些体育项目在省内逐渐失去优势，，体育队伍建设也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同时，公共体育场地严重不足，全市人均占有体育场地只有0.14平方米，全市13个区、县没有一个达到国家提出的“两场、一池、一房”的要求，体育场地被挤占的现象也没有根本改变。
1984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发展体育运动的通知》，提出了“20世纪末，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体育强国之一”的目标和“普遍增强人民体质，努力提高运动技术水平，积极建设精神文明，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任务。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1985年1月23日，市委批转了市体委党组《关于加强杭州市体育工作的报告》（市委[1985]3号文件）。《报告》确定了以“积极推进体育社会化，促进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以及其他各项体育事业的全面、快速、协调发展。”为基本内容的体育改革方向和目标，要求各级体委锐意改革，勇于进取，开拓新路子，改变“独家办体育”的局面；要重视从少年儿童抓起，重点抓好学校体育；要大力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普及体育知识，吸引广大群众积极参加各种体育锻炼；要坚持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方针，使体育运动不断向新的广度和高度发展，为强国强民，推进四化建设事业而努力。同年5月，市体委制定《杭州市体育事业“七五”计划和1985年至2000年发展规划》，提出了“20世纪末，使杭州成为全国体育先进城市之一”的奋斗目标。按照省、市委对体育工作的要求，杭州市各级体育部门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发展体育运动的通知》精神，紧密围绕创建全国体育先进城市的目标，进一步加强对体育工作的领导，积极推进领导体制、管理体制和竞赛训练体制改革，大力推进体育社会化，深入发动以青少年为重点的群众体育广泛开展，巩固加强以培养优秀体育后备人才为主要目标的业余训练工作，加快体育设施建设，促进体育产业开发，扩大体育国际交流，把杭州体育事业推上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二） 大力推进体育社会化，走群众办体育的道路
经过改革开放初期的调整与恢复，杭州体育事业在加强学校体育、建立健全体育组织、依靠社会力量推动城乡体育开展等方面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从总体上来看，体育仍然摆脱不了国家办、体委独家办的局面，体育社会化还处在起步阶段。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国民经济的迅猛发展，城乡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体育已逐渐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需要。切实发挥体委对体育事业的领导、协调、监督作用，克服体育过分集中于国家办的弊端，放手发动全社会办体育，实现体育社会化，已成为当时体育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根据党中央关于“大力推进体育社会化，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体育事业”的指示，1985年，杭州市委在 [1985]3号文件中指出：“体育是全民的事业，全党全社会都要重视和加强体育工作。要提倡国家、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集体和个人采取各种途径、多种形式办体育，推进城乡体育社会化，把发展体育的路子拓宽搞活。”同时要求全市各级体委“把推进体育社会化作为体育改革的重要方面来抓。指导思想上，要跳出办体育‘独家经营’的旧框框。要充分发挥对体育工作的领导、协调、监督作用，克服包办过多的弊端，热情支持各行各业办体育，开拓发展我市体育事业的新路子。”根据市委指示，市体委在1985年提出“抓紧体育改革，大力推进城乡体育社会化，增强人民体质；努力提高运动技校水平，多出人才，多出成绩，为杭州争光，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工作要点，并把推进体育社会化列入《杭州市体育事业“七五”计划和1985年至2000年发展规划》。从这一年开始，全市各级体育部门坚持把改革领导体制，推进体育社会化作为工作重点，着重解决过分集中于体委系统办体育，没有放手发动全社会办体育，体委对体育事业的领导、协调、监督作用尚未充分体现等问题。着手在有利于推动各部门、各行业和群众团体搞好本系统体育工作的前提下，对群众体育管理体制进行改革性调整。这些调整主要包括：建立健全各级体育协会和群众体育组织；大力提倡和积极扶持各部门、各行业以及集体、个人自办体育，自建场地，举办小型竞赛；积极推行民办公助，社会赞助，完全民办等各种方法的竞赛制度，充分发挥竞赛杠杆作用，推动体育运动的普及与提高；取消政策限制，鼓励厂矿、企业、学校建立运动队，带动学校、企业群众体育的开展，开创学校体育和职工体育的新局面；积极推广争创体育先进县活动，促进农村体育的基础建设，以乡镇为中心建设文化体育活动站，有步骤在发展农村体育；加强群众体育骨干的培训，充分发挥他们对城乡体育活动站点的组织指导作用；依靠各部门和社会力量集资举办体育事业，建立体育基金会等。
经过几年的这改革和调整，杭州的群众体育工作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新气象，主要体现在五多：一是参加体育活动的群众日益增多；二是群众自办的体育组织逐渐增多；三是协会、企事业单位和基层体育组织自办体育竞赛活动多了；四是赞助性体育比赛活动多了；五是群众体育工作达标单位多了。到1992年，杭州市级单项体育协会发展到34个，县区级体育协会182个，街道、乡镇体协组织已发展至154个。西湖、下城、拱墅等3个区相继成立区体育总会后，全市12个县（市）区已有9个成立了体育总会。杭州市群众体育组织初步形成三级网络。1992年，在市体总帮助指导下，市级体育协会承办全国、全省性比赛14项，举办全市性比赛80余项参赛人数超过2万。各行业、各部门通过体育活动的开展，既丰富了职工的业余生活，增强了职工的体质，又促进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杭州市群众体育进一步向制度化、经常化、社会化迈进，已形成了“天天有活动、月月有比赛、年年有高潮”的生动局面。
与此同时，杭州县级体育工作在全国农村体育迅速发展的形势下得到进一步加强，乡镇体育组织逐步建立起来。据1992年统计，全市极大多数村镇建有文化中心、俱乐部或“青年之家”，建立体育协会的乡镇有70个，占乡镇总数的30.3%，其中萧山市和西湖区100%的乡镇建立了体育协会。广大农民利用农闲季节和传统节假日，因人、因时、因地制宜开展形式多样、各具特色的体育竞赛和活动，农村体育人口逐年增长。如1986年萧山县六区一镇和三分之一的乡镇举办了运动会；富阳县举办了已中断30年的第三届人民体育运动大会。据1987年各县上报的体育事业综合统计报表显示：全年萧山县举办县级运动会22次，参赛人数3020人次；余杭县举办县级运动会22次，参赛人数3016人次；临安县举办县级运动会17次，参赛人数3498人次，；建德县举办县级运动会24次，参赛人数2646人次；桐庐县举办县级运动会67次，参赛人数11215人次；淳安县举办县级运动会18次，参赛人数2230人次。 1987年全市100多万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群众中，农民约占10%。到1989年，萧山县举办县级运动会14次，参赛人数4418人次；余杭县举办县级运动会34次，参赛人数3278人次；富阳县举办县级运动会54次，参赛人数超过1万人次；临安县举办县级运动会26次，参赛人数6090人次；建德县举办县级运动会24次，参赛人数2749人次；桐庐县举办县级运动会62次，参赛人数8460人次；淳安县举办县级运动会22次，参赛人数1527人次。1990年，建德、富阳、桐庐等县举办乡镇级运动会的次数继续增加，分别达到55次、80次和51次，参赛人数也比上年大幅度上升，分别达到了10070人次、12791人次和8035人次。1991年至1992年2年中全市共举办县级运动会622次，参赛人数为达40余万人次。农村体育竞赛活动的活跃开展，增强了农民的体质，提高了农民的运动技术水平。
在此基础上，开展了各类体育先进创建活动。自1984年起开展争创全国体育先进县，1987年开展争创浙江省体育先进乡镇，1992年开展争创市、县级体育先进乡镇以来，杭州7县231个乡镇积极创造条件，踊跃投入争创活动，并取得显著成绩。1989年，杭州市有江干区彭埠镇等5个乡镇被评为第一批浙江省体育先进乡镇。1991年有萧山市瓜沥镇等8个乡镇被评为第二批浙江省体育先进乡镇。1991年萧山市四套班子把争创全国体育先进县列入政府中心工作，在已建体育场、体育馆的基础上，又增加财政投入兴建了游泳池、游泳馆。同时在省、市体委指导下，对照全国体育先进县8条31款细则要求逐条检查、逐条落实。经国家体委评审，1992年萧山市被命名为全国体育先进县。
通过争创体育先进乡镇活动的开展，进一步推动了农村体育的发展。全市各乡镇加强了对体育工作的领导，都把体育工作列入党委、政府重要议事日程，均派一名党委委员分管，并建立健全体育组织，保证人员、经费落实，把体育工作列入考核村镇年度工作的指令性目标，使体育工作逐步纳入了经常化、制度化、规范化轨道。
农村体育的迅速发展，不但丰富了农民业余生活，增强了农民体质，加快了乡镇体育设施建设，提高了农民的运动技术水平，而且推动了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如临安县夏禹桥镇通过村与村篮球比赛，大大减少了邻村之间的山林纠纷和斗殴现象。“多1个球场，少1个赌场”已成为广大乡镇干部和农民群众的共识。多数乡镇通过体育活动的广泛开展，基本扼制了“赌博风”，社会风气明显好转。通过乡镇体育活动的开展，也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如余杭县五杭镇通过与邻县（德清县）徐家庄镇的体育交流，促成两镇共建了一条名叫“荷禹路”的乡村公路。
（三）推进体育社会化，发展体育与经济界的联系
经过群众体育的改革性调整，推进了体育的社会化，调动了社会各方面办体育的积极性，促进了体育与经济界的联系，使体育与经济活动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企业赞助体育竞赛活动，是社会办体育的一种主要形式。
几年来，杭州市相继举办了“齿轮杯”篮球赛、“朝阳杯”足球赛、“双帆杯”环湖越野接力赛、“康乐美海狮杯”自行车越野大奖赛、“烟糖标”乒乓球赛、“电视杯”射击邀请赛，以及“联谊杯”、“钱啤杯”“安琪儿杯”等多种形式的赞助性比赛。1987年，有众多国内外选手参加的全国摩托车超级越野赛、杭州市首届中日友好西湖马拉松比赛、全国17城市冬泳邀请赛和江、浙、沪“健牌杯”体育记者围棋邀请赛，分别得到浙江电视台、杭州广播电台、杭州电视台、国家机械委第二计划院、杭州保灵有限公司、杭州友好饭店、胡庆余堂制药厂、英美烟草（香港）公司等26家企业赞助。1988年由单项体育协会承办的职工羽毛球、棋类、太极拳（剑）、散手、推手等16项比赛，都是采取社会集资的办法进行的。1989年由社会集资、单项体协举办的竞赛活动有20余项。其中包括规模较大的第2届中日友好西湖马拉松比赛和有来自日本、南朝鲜、澳大利亚、印度、新西兰、巴基斯坦，以及香港、澳门、台北等10个国家和地区153名运动员参加的第三届亚洲轮滑锦标赛。1990年举办的第12届市运会，由10个单项体育协会承办的10项比赛，共得到70多家企业的赞助。1992年企业赞助办赛有了新突破，全年所获赞助金额突破了百万元大关，465项群众性体育比赛共得到企业赞助133.8万元。体育部门也开始与企业单位联办运动队，杭州棋院与清波饭店共同建立了杭州市第一支由企业赞助并命名的业余运动队——清波饭店围棋队，成为体育改革的一次突破。
通过各种渠道筹资办赛，尤其是举办全国性、国际性高水平比赛，不仅可以节约国家事业经费、锻炼体育队伍、促进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而且能拓展体育部门与其他行业部门的横向联系、丰富人民群众的业余生活、扩大体育宣传、提高杭州知名度，起到“体育搭台，经济唱戏”，带动其他相关产业改革发展的积极作用。
（四）改革业余训练体制，加快体育后备人才培养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按照国家体委“思想一盘棋，组织一条龙，训练一贯制”的要求，经过调整、整顿和探索性改革，杭州市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工作基本形成了以市体校（包括各市级单项运动俱乐部）、县（区）体校和学校训练网点为纵轴的“一条龙”业余训练体系。各级训练单位以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文化、有纪律的体育新人为目标，加大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力度，不断提高体育决策和运动训练的科学化水平，坚持“突出重点，发挥优势，依靠科技进步，促进人才培养”的业余训练方针，努力构建基础大、尖子尖、层层衔接的“宝塔型”业余训练框架，开创了一条具有杭州特色的体育后备人才培养路子。
根据市委关于进一步完善“一条龙”、多渠道、多层次、层层衔接的业余训练框架结构，加速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要求，1985年，市体委在研究制定的《杭州市体育事业“七五”计划和1985年至2000年发展规划》和《1985年杭州市体育工作改革意见》中，特别强调“要稳妥地进行业余训练体制改革”，提出了“市、县、区少体校和各俱乐部，必须根据国家体委的要求，加强领导和管理，落实教练员责任制，认真抓好科学选材、科学训练、文化教学、比赛和输送等环节，争取多出成绩，多出人才”的工作意见。这一年，杭州市少体校对“三集中”办学制度进行了必要的调整，开始实行校长负责制、教练员责任制，在学生中施行奖学金制度。各业余训练网点则着手进行两方面的改革：一是按“突出重点项目，发展优势项目”的战略部署，调整布点项目和城乡布点比例；二是改革布点经费发放办法，把布点经费分为基本布点经费和奖励经费两部分，根据训练质量、输送人数等考核结果进行发放。各训练单位通过布局调整，试行新的训练体制和改革方案，突出了重点项目，落实了训练责任制，扩大了训练队伍，提高了训练质量和输送率。据1985年统计，在全市各级业余体校学习和训练的学生已有2684人，比上年增加402人；全市已建立省、市、县（区）三级业余训练网点210个，经常参加课余训练的学生达6212人；各级少体校和业余训练网点共培养等级运动员194名，向省队、部队体工队和高等院校输送运动员43名。
1986年，根据国家体委关于“树立长远的战略观点，从现在起，一手抓优秀运动员队伍，一手抓后备力量，保持运动技术水平持续提高”和省体委关于要积极探索业余训练体制改革，建立健全重点突出、上下衔接、重视科学的业余训练体系，促进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指示精神，杭州市各级体育部门加强对了体育队伍的政治思想教育，重视提高教学训练质量，继续在训练单位试行教练员责任制，建立与效益挂钩的训练经费发放办法，以调动运动员、教练员的积极性和竞争性，并按奥运会竞赛项目，对全市业余训练网点的布局进行了调整，并成立了杭州市少年儿童业余游泳学校和杭州棋院，使全市业余体校（包括各单项俱乐部和棋院）发展到23所，在校学生达2623人；业余训练网点发展到220多个，参加各网点训练的学生共有7729人。一年中，业余体校向国家队、省队和高等院校输送运动员55名，培养等级运动员349名。以体校学生为主组成的杭州市青少年体育代表团在浙江省第8届运动会上，共获团体比赛冠军22个，单项比赛金牌98枚，蝉联了省运会金牌总数、奖牌总数和团体总分三个第一。在当年9月20日至10月5日举行的第10届亚运会，由杭州输送的8名运动员，在体操、田径、排球、赛艇、羽毛球等5个大项目比赛中，共夺得6枚金牌、2枚银牌、5枚铜牌。
办好各级少年体校，是业余训练工作的重点。1987年初，市体委在工作部署中明确提出了“狠抓业余训练工作，努力办好市少体校和各俱乐部”的工作意见，要求各市级体校和训练单位“端正办校指导思想，明确办校主要任务，建立完善教学训练管理制度，充分调动教练员和文化教师的积极性，不断改进教学方法和训练手段，严格训练、严格教学、严格管理，努力提高办学质量。”12月，市体委又组织召开了全市训练、竞赛工作会议，研讨有关深化业余训练和竞赛体制改革的问题。全市各级体校切实按照市体委部署，认真贯彻国家体委关于“选好苗子，从小培养，打好基础，系统训练，积极提高”的方针，积极探索业余训练改革的新路子，不断改进教学方法和训练手段，着重抓了运动员的年龄衔接、重点班的编制人数、重点项目的布局，以及科学选才、科学训练等方面的工作。与此同时，进一步加强了管理体制的改革，建立完善了《教练员岗位责任制》、《教练员伙食补助规定》、《运动员伙食补助标准》、《运动员、教练员奖励办法》等一系列规章制度，积极开展以“四定”（定运动员、定教练员、定训练时间、定训练计划）为主要内容的优秀教研组评选活动，逐步建立起比较完整的教学训练管理制度。业余训练改革的逐步展开，推动了教学与训练质量的提高，加快了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
经过一年多的实践，1988年5月17日至18日，杭州市召开了以“深化竞赛、训练体制改革”为主题的全市体委主任会议。会议讨论确定了推进业余训练改革，加快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9条具体措施。主要内容包括：根据国家体委以奥运会项目为重点和省体委以“小、灵、轻、水、智”项目为重点的战略部署，研究确定杭州市重点、优势项目，对全市业余训练布局进行调整；成立单项技术领导小组，加强对县区业余训练网点的指导；积极开拓培养体育后备人才的新路子，鼓励工矿、企事业、学校和单位兴办单项运动队，逐步建立多层次、多渠道的业余训练体系；加强体育科研工作，建立重点项目科研小组或技术委员会，积极开展科学选材、科学训练等方面的学术交流活动；配合教育部门抓好学校体育工作，加强对体育传统项目学校的检查指导，促进学校运动队建设，完善学校体育竞赛制度，广泛开展国家体委、国家教委发起的田径、游泳、乒乓球等三项“雏鹰起飞”活动等。随着各项措施的贯彻落实，杭州业余训练体制不断深化。一是通过职称改革，在市体校和各俱乐部施行《教练员聘任制》、《教练员岗位责任制》等规章制度，调动了教练员的积极性；二是推进业余训练网点管理体制改革，实行市、县（区）和学校三级训练网点分级管理制度，改革训练经费拨款拨制度，建立完善奖励机制，对有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促进了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三是推进运动队体制改革，促成杭州棋院与民生药厂联办围棋队，体育俱乐部与杭州中药二厂联办中国青春宝女子足球队，突破了过分集中于体委办运动队的单一模式，开拓了体育与企业单位联办运动队的新路子；四是重视教练员队伍的自身建设，组织教练员赴外地学习、观摩、考察，参加有关学术活动，拓宽视野，提高教学理论水平，掌握先进的科学训练方法。
在此基础上，1989年，市体委机关调整了处室设置，设立了训竞一处、训竞二处，进一步加强对训练、竞赛工作的领导。同时聘请本系统资深教练员组建了5个单项运动技术领导小组，以推动体育科研工作的开展，加强对业余训练的科学指导。7月17日，市教委、市体委领导召开联席会议，研究落实进一步办好市少体校的措施。会议就进一步加强少体校的领导管理、调整充实教师队伍、搞好教学训练工作等问题进行了研究。教委支持体委从教育系统调配干部和教师，以加强体校领导和教学力量。并决定将体校文化教学工作列入普通中学教学轨道加以指导管理，配合做好教学行政、教研活动、招收新生以及教师进修等方面的工作，共同为国家培养“四有”人才。这一年，为贯彻国家体委“突出奥运会战略、亚运会战略，运用举国体制组织和配置力量”的竞技体育方针，保证国家重点、优势运动项目的发展，市体委按照“突出重点，压缩一般”的原则，再次调整了业余训练改革方案，将原来开展的28个项目中的田径、游泳、体操、射击、举重，皮艇、划艇、排球、乒乓球、羽毛球、围棋和武术等12个项目确定为本市重点、优势项目，并增加重点、优势项目运动员编制，压缩一般项目（主要指非奥运会项目和不列入省运会比赛的项目）运动员编制。为加强教练员队伍建设，提高教学训练水平，市体委研究确定了优先引进缺额教练员的人事改革方案，并在各训练单位统一施行《教练员岗位责任制》、《专业技术人员考核标准》和《教练员训练手册》。同时按照浙江省业余训练工作检查评比条件和记分办法，要求各主管部门定期检查教练员的训练计划和教案，每年进行考核、评议，使业余训练工作纳入制度化轨道。在抓好业余训练改革的同时，对竞赛制度也作了相应的改革。这一改革，把全年竞赛项目划分为三类：第一类，由体委为主举办的青少年重点项目21项；第二类，与工会、共青团、妇联、民政等部门合办的群众性体育竞赛21项；第三类，由企事业单位或单项体协举办的竞赛20项。同时制定了优先发展重点、优势项目的竞赛经费分配方案，列入国家财政预算的竞赛经费主要用于第一类重点项目比赛，另二类比赛主要发动社会集资承办，拓宽体育竞赛社会化路子，改变以往体育竞赛过分依赖于政府投入和由体委独家包办的被动局面。
1990年后，业余训练体制改革进一步推进。市体委系统先后成立了调研组、业余训练选材工作领导小组和选材测试小组，并于6月召开杭州市第一届业余训练学术讨论会，加强对业余的调查研究和科学训练指导。1991年，为加强体育科研工作，市体委把训竞二处调整为科技教育处，配备了必要的科研器材。11月，市体委又组织召开了全市竞技体育发展战略研讨会，讨论通过了以“突出奥运，立足省运，狠抓基础，提高效益”为基本内容的杭州市竞技体育发展战略方针。这一年，杭州市业余训练工作得到进一步加强，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市体委直属训练单位和各县（市）区体委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完善教练员岗位责任制，要求教练员严格按训练大纲开展训练工作，促进了业余训练的规范化；二是根据国家体委关于“以奥运会为最高层次”的战略方针，结合本市实际，对全市业余训练项目的布局进行了调整，确定了杭州市重点、优势项目；三是围绕夺取浙江省第10届运动会金牌总数、团体总分“两个第一”的目标，进行了项目布局调整，并落实了参赛运动队和运动员；四是加强了教练员的业务培训，市游泳俱乐部选派7名教练员参加国家体委组织的“全国游泳业余教练员培训班”，市射击俱乐部和市体育俱乐部也选派教练员参加全国性的教练员学习班，提高了教练员的理论和业务水平。业余训练工作也取得了较好的成果，各级业余体校共向省队、省体校输送体育后备人才33名，杭州籍运动员在国际、国内重大比赛中共夺得18枚金牌，1人破1项亚洲纪录，6人破4项全国纪录。市少体校、市射击俱乐部、上城区体委、余杭县少体校被评为省业余训练先进单位。 1992年，杭州市少体校被评为全国体育训练先进集体。
三、对外交流的开展与体育事业的全面发展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业余体育训练工作全面加强，杭州运动员在国内外各项体育赛事中成绩不断提高，杭州体育的对外交流活动也日趋繁荣，体育设施建设和体育产业发展也开始步入快速发展时期。
（一）体育对外交流活动日趋繁荣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展开，杭州市体育界与国外、境外体育界的交往日趋频繁。1985年1月，市委在批转市体委《关于加强杭州市体育工作的报告》中强调提出要“发展国际交往，加强同世界人民的团结友谊”，由此，杭州体育开启了立足本地区、面向全世界、攀登新高峰、开创新局面的航程。
1985年5月16日，以日本广岛市国民大会委员长、体育指导委员协议会会长柳本武一为团长的广岛市体育代表团一行4人访问杭州。 10月，以市体委主任钱百钧为团长的杭州市体育代表团一行15人访问了日本广岛市。在访问期间，双方互相考察了体育设施，进行了羽毛球、乒乓球友谊赛等。此后，中外体育互访与交流活动不断增多。1986年3月，日本关西大学足球队与浙江足球队进行友谊赛，日本围棋旅行团首次访问杭州棋院并与杭州业余围棋队进行了友谊赛。 1987年5月，全国摩托车超级越野赛在杭州小和山森林公园举行，日本摩托车队应邀参加125毫升和250毫升两个车型的比赛。10月27日至11月9日，意大利摩托艇队一行9人来我国访问，在六和塔钱塘江水面进行了中意摩托艇友谊赛。11月23日，中日友好第一届西湖马拉松赛在杭举行，开幕式和发奖仪式均在柳浪闻莺公园“日中不再战”纪念碑前举行。1988年5月，日本岐阜市体育代表团访问杭州。市钓鱼协会会同中国国际旅行社同来自美国、加拿大的旅游者，在杭州西湖举行垂钓活动。1989年8月，杭州市青少年武术团一行25人赴日访问表演。。10月，第13届亚洲轮滑锦标赛在杭州横河体育俱乐部溜冰场举行，来自澳大利亚、日本、韩国、印度、新西兰、巴基斯坦、香港、澳门、台北等10个国家和地区的153名运动员参加，中国队和中国台北队分获团体冠亚军。……
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杭州体育界与国外、境外体育界的交流更加频繁，涉及的国家越来越广，交流的项目越来越多，交往的次数和人数也逐年增加。1990年至1992年，先后接待了20多个国外、境外代表团，来访人士上千人次。交流的项目有篮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网球、跑步、游泳、武术、围棋、桥牌、钓鱼、龙舟、信鸽等。从1989年第2届中日友好西湖马拉松比赛开始，该项赛事每年举行，逐步形成传统，至1992年已举办5次。1990年，杭州市对外体育交流工作有所突破，经市政府批准，市钓鱼协会邀请台中市钓协30多名会员来杭参加联谊赛，这是杭州市与台中市第一次民间体育交流。接着，杭州市女子桥牌队和杭州民生药厂围棋队先后参加了香港国际城市桥牌锦标赛和美国洛杉矶“中华杯”围棋赛，这是杭州市首次组织体育团队赴香港和美国参加国际性比赛。1990年举行的第3届中日友好西湖马拉松比赛，除有与杭州结为友好城市的岐阜市运动员参加，又有来自日本福井市、石卷市和本省温州市的运动员参加。1991年交流范围和项目继续扩大和增多，杭州市派员出访日本、非律宾，担任国际围棋和武术比赛的裁判工作。第4届中日友好西湖马拉松比赛举办期间，同时进行了网球、围棋、排球等项目的比赛。1992年，配合中国友好观光年活动，杭州体育界先后举办了中日围棋擂台赛第六、七场比赛，香港至杭州信鸽对飞赛，西湖国际龙舟邀请赛和国际友好西湖马拉松比赛等多项外事活动，并接待了日本岐阜市中学生篮球队、中老年软式排球队、太极拳爱好者访华团，以及台湾法人财团中华武术馆代表团。
通过体育对外交流，扩大了体育对外宣传、增进了杭州人民与国外、境外朋友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并起到了宣传杭州，提高杭州国际知名度的积极作用。
（二）体育设施建设全面加强
体育场地是开展群众体育活动、提高运动技术水平、建设精神文明的重要物质基础。建国以来，随着体育事业的发展，杭州市体育场地建设取得了一些成果，从根本上改变了解放前极端落后的面貌。但因受“文化大革命”极左路线的严重破坏，杭州解放后建设的一些体育场地，有的被挤占，有的被破坏、有的已改作他用，严重影响到体育事业的发展。据1979年统计，杭州市体育系统仅有环城西路体育场、青年路灯光球场、天水游泳池、向阳游泳池、六和塔游泳场、凤凰山射击场等为数不多的公共体育设施，以及少量供体校学生训练使用的简陋场馆，根本满足不了业余训练、举办大型运动会和广大群众参与体育锻炼的需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逐步改善训练、比赛和群众体育活动基本条件，引起了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1978年，在国务院批转的《全国体育工作会议纪要》和国家体委下发的《关于加强城市体育工作的意见》中，都强调“体育场地设施的建设要列入城市建设规划。”1980年，国家有关部门制定的城市建设体育用地定额规定，居民每千人应有200-300平方米；小学生每人7-10平方米，中学生12-15平方米；全国省辖市、地市县分期分批建筑400米跑道田径场或体育场，室内、外标准游泳池、体育馆或带看台的灯光球场及训练房各一个。1980至1984年，杭州市体委每年都把“改善体育场地设施”列入当年工作计划。但因受事业经费的限制，当时只能做些维修、改造、扩建工作，如天水游泳池搭建东看台；市少体校扩建简易校舍、翻修室内游泳池和田径场；在向阳游泳池、天水游泳池和航海俱乐部内扩建溜冰场；市体育场、射击俱乐部、航海俱乐部等单位的危房改造等等。全市教育、工矿、等系统和县（区）体育系统体育设施建设的步子也不大，
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发展体育运动的通知》下达后，经市体委和市规划局调查研究后，杭州市政府下发了《关于制止挤占体育场地的通知》。同年，市体委把“做好体育基建工作，为打开新局面创造必要的物质基础”列入了当时体育改革的重点，并在上报市委的《关于加强杭州市体育工作的报告》中，提出了“增加体育经费和加强体育场地建设，逐步建成能承办全运会和国际比赛的体育设施”的意见。1985年，市委批转下发市体委的报告，指出：为保证杭州市体育事业大发展，更好地为经济建设服务，各级政府应按照中共中央通知精神，增加体育事业费和体育基建投资，并列入政府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力争在“七五”期间，每年建设一项具有较大规模的体育设施，如体育俱乐部、游泳馆、跳水馆、武术馆等。建议在治理中东河、新建居民住宅区、工厂、学校时，适当增加群众体育活动场地，力争提前实现国家提出的目标，即在“七五”期间，做到每个县区有两场（运动场、带固定看台的灯光球场）、一池（游泳池）、一房（篮、排球房），有条件的县、区还可建小型体育馆，争取能承办省级比赛甚至全国性比赛。同时要坚决禁止侵占体育场地，已占用的应尽快归还。
根据市委指示，市体委在当年拟定的《杭州市体育事业“七五”计划和1985年至2000年发展规划》中，提出了“二十世纪末把杭州建设成为全国体育先进城市之一”的奋斗目标，并把“建成能够承办全国综合性比赛的体育设施”列入主要指标。此后，杭州市体育设施建设步伐逐步加快，在修缮原有设施的基础上，一些新建项目陆续上马。1985年，余杭县、江干区新（改）建丙级体育场各1个，临安县、桐庐县分别新建了游泳池、射击场；上城区定安路游泳池扩建了可容纳1000人的看台，增设了池水净设备，并将再建2个灯光球场；萧山、富阳、临安、建德、下城等县（区）都把建设体育中心列入了城镇建设规划，萧山县政府还拨款修缮体育场，新建体育馆。1986年10月21日，市委、市政府领导在听取了市体委关于“七五”期间杭州体育设施建设规划的意见后，当场决定把建设杭州市体育馆、游泳馆和市少体校迁建工程列入杭州市“七五”建设计划。这一年，全市共新建体育场地25个。 1987年，杭州市少体校搬迁工程正式定址黄龙洞曙光路地区，座落在黄龙洞跑马场路、由香港环球航空集团及九龙仓集团名誉主席包玉刚先生赞助建造的“包玉刚游泳池”落成，上城区与富春江水工机械厂联合建造的、总投资250万元、总建筑面积达4683平方米的上城区横河体育俱乐部于12月31日竣工，由个体户兴办的拳击馆等体育设施也开始出现。1988年和1989年，杭州体育设施建设继续加强。两年中，全市新建体育场（馆）4个，室内游泳池、灯光球场、体操房、乒乓房、武术房、篮球房、排球房、篮球场和小运动场、健身房等体育设施近百个。各城区中，西湖区新建了拳击训练房和古荡靶场，上城区新（改）建了灯光网球场、定安路游泳池，有3110个座位的萧山市体育馆竣工使用。总投资1100万元，建筑面积10437平方米的市少体校一期工程建成并投入使用。
进入90年代以后，市政府加大了体育设施建设的力度，一批已建、在建的体育设施的完工和启动，极大地改善了杭州市体育训练、竞赛和群众活动环境。1991年5月，市体委拟订《杭州市体育事业发展十年目标和“八五”计划》，提出了“体育场馆建设有较大进展：完成市少体校二期工程、天水游泳馆、西湖水上运动站等建设项目；争取市体育场、市体育馆立项建设；全市有三分之二的县（市）区达到‘两场、一房、一池’标准”的五年计划和“城区体育场馆设施基本配套，在黄龙洞建成省、市体育中心，争取承办1999年全国城市运动会”的十年规划。这一年，全市体育、教育、工业、农业等系统共新建体育场（馆）、池、房84个，由香港金满米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陈经纶先生捐资建造、占地近8万平方米、投资达1200万元的杭州市陈经纶体育运动学校（即市少体校二期工程）正式开工。次年7月，即将竣工的杭州市陈经纶体育运动运动学校，经浙江省教委、浙江省计划经济委员会批准，成为杭州市第一所由市体委领导管理的普通体育中专学校。这一年，萧山市带看台的标准游泳池、桐庐县体育中心一期工程、余杭县室内射击馆等体育设施相继完工；市航模俱乐部与郊区乡镇合作建造的汽车、摩托车培训基地建成并投入使用。即将竣工和准备开工的体育工程有：市体育俱乐部和台湾陈进荣先生共建的、以24道保龄球馆为主体的体育娱乐中心；市射击俱乐部与市公路运输管理处共建的射击场对外开放配套设施；萧山市包括占地78.47 亩的体育中心在内的17项体育工程；余杭县包括占地90亩的体育中心在内的4项体育工程；富阳市正在建设包括2个室内射击场、6个篮球场（其中3个灯光球场）在内的14项体育工程，等等。
（三）体育产业发展得到大力推进
体育产业归属于“为提高科学文化水平和居民素质服务”的第三产业。“体育产业”实际上是“体育复合产业”的简称，它包括健身娱乐业、竞技表演业、咨询培训业以及与体育相关的其他产业，如：体育广告、体育信息、体育旅游、体育艺术、体育服装器材经营、体育食品饮料开发以及之后兴起的体育彩票等等。积极发展体育及与体育相关的产业，对于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实现现代化建设发展目标，有着明显的推动作用。发展体育产业不仅是发展第三产业的需要，也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完全符合我国经济结构战略性改革与调整的要求。
杭州市体育产业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体育逐步面向社会，进入商品经济领域。1982年，杭州市体育系统已有一些单位在保证训练、竞赛的前提下，利用体育场馆资源，先后办起体育用品商店、体育器材工厂、体育广告公司、体育招待所、小卖部，以及为社会提供有偿服务的体育竞赛表演、游泳池、游泳场、溜冰场等。但由于建国以来，杭州市对体育场馆长期实行全额预算拨款办法，在管理体制上存在“重支出、轻收入，重预算内、轻预算外”的现象，使本来应该生机盎然并产生经济效益的国有资产，每年需靠国家财政补贴才能维持开放。据1984年统计，全市体育系统可供业余训练和群众活动的公共体育场馆共有13处，全年对外开放共2238场次，总收入（包括门票、场租、房租）19.647万元，总支出21.2897万元，需国家财政补贴1.525万元。
为克服市体育系统各产业体制分散、制度不全、工作效率低、经济效益差等问题，1984年，经市政府批准，市体委成立了体育服务公司，由该公司负责经营体委招待所、食堂、商店以及体育竞赛的后勤保障工作。同时要求各直属单位创造条件开办各种体育产业。次年，市体委又提出“改革现有体育场地设施的管理制度，不断提高现有体育设施经济效益”的意见，并在本系统各场、池、所、店中全面推行经济承包责任制。1985年，市体育服务公司开办了独立核算的兴体服装厂和体育广告报务部；市航模无线电俱乐部与市公安局联合开办了摩托车驾驶员培训班；市体育俱乐部、游泳俱乐部、航海俱乐部等单位分别开办了商店或经营服务部；航海俱乐部帆板项目已对外宾开放。市游泳俱乐部和市体育俱乐部试行经济承包责任制后，调动了干部职工的积极性，增加了场、池开放场次和活动时间，提高了场、池的使用率，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其中游泳俱乐部接待活动人次比上年递增64.7%，承担了50多个单位的游泳比赛，举办了10余期“双包”（包安全，包学会）儿童游泳培训班，近千名儿童学会了游泳。全市体育系统（包括县、区）31个公共体育场馆的社会效益明显提高，经济效益也有了明显改善，全年共开放4559场次，接待群众87.9万人次，总收入超过了25万元，为此后体育产业的发展开了个好头。
1986年后，全市各级体育部门十分重视提高现有场馆的使用率，以期达到“以体为本，多种经营，以馆养馆，以场养场”的目标。如上城区利用现有体育设施举办健美操训练班24期、网球训练班3期，参加人数约5千人次；定安路游泳池夏季接待群众约45万人次，被国家体委评为全国先进游泳池；天水、向阳、先锋、玉泉等游泳池在做好开放工作的同时，还举办了“双包”游泳训练班和救生员培训班，等。据统计，1986年全市体育系统42个体育场馆共使用8660场次，接待群众130多万人次，总收入达到了42.8万元。1987年至1988年，市区两级体育设施的开发开放继续加强。拱墅区体育馆利用比赛淡季，开展灵活多样的文体活动，既丰富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又增加了经济收入。上城区体委充分利用现有场地，广泛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做到面向群众敞开大门，面向基层有求必应，面向社会积极开发，收到了较好效益。市体育俱乐部，1988年对外开放316场次，参加活动达36万多人次，并先后开设了市航海综合服务部、市少体校综合服务部、市体育俱乐部综合商店、杭州棋院服务部，以及市钓协垂钓综合服务部。杭州广兴拳馆生产的拳盔、拳套经国家体委鉴定，被列为全国比赛正式用具。
1989年起，杭州市体育系统加强了体育产业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1989年市体委相继制定了《关于市级体育事业单位预算外资金管理的暂行规定》、《关于加强体育赞助广告经费管理的规定》等文件。此后，又在系统内施行《经营创收目标管理暂行办法》，与各直属单位签订“经济目标责任管理协议书”。进入九十年代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杭州市体育产业跨入了迅速发展的历史时期，体育产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逐步提高。据《杭州市体育事业综合统计报表》显示，从1987年起，市体育系统体育场馆开始扭亏增盈：1987年盈利2.4万元；1988年盈利9.9万元；1989年盈利13.23万元；1990年盈利60.7万元；1991年盈利45.5万元。1992年总收入已达到341.5万元，总支出266.3万元，盈利75.2万元，基本实现了“以馆养馆，以场养场”的目标。各县（市）区体委通过引进商贸人才，拓宽经营渠道，改造临街围墙，出租体育场地，提供体育技术服务，开办有偿体育培训班等办法，使体育产业得到较快发展。其中突出的如上城区体育产业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上城区体委从原来的“等、靠、要”旧观念中解放出来，抓住有利时机，大胆改革创新，坚持走“增收创收、以副养体”的自我发展的道路，经过10多年的改革和创业，已拥有固定资产总值达1350万元，年经营收入在100万元以上，建成了一个集娱乐、健身、贸易为一体的综合性服务体系，修建了一大批场馆和设施，为上城区体育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充分利用体育场馆设施的同时，从20世纪90年代起，杭州市出现了多种所有制形式的体育用品生产产业，比较有代表性是，富阳市出现了大批生产运动器材的个体户，并逐步发展成为国内闻名的“赛艇之乡”、“羽毛球之乡”。富阳市球拍类产品生产始于20世纪的70年代初，赛艇类产品生产始于1985年。随着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经过一大批农民企业家不懈地艰苦努力，目前已能生产赛艇、羽毛球拍、乒乓球拍、网球拍、篮排足球等系列的100余种运动器材，形成了以体育用品生产为主的具有显著特色的地域性块状经济。（执笔 陈雨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