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的作品影视推荐视频泛滥的时代，文学与影视如何抵抗被简化的命运 ｜ 活动实录

2024年9月，作为广州影博会系列活动之一的“文学与影视的创意之旅”主题交流活动在花城文学院举办。花城文学院联席院长、茅盾文学奖得主麦家，爱奇艺乐幕工作室总经理张超，花城文学院签约作家、科幻作者陈楸帆，青年作家王威廉以及活动主持人、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刘昕亭与在场作家、读者共话文学的影视化改编等话题，切实促进优秀文学作品的衍生转化，推动更多文学作品实现“跨界”生长、“破圈”传播。 以下为活动对谈实录。 刘昕亭：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来参加今天的这场文学与影视的创意之旅活动，我是今天活动的主持人刘昕亭。文学是文化的硬核，是艺术的母体，包括电影在内的一切艺术形态都是“文学+”。文学与电影相辅相成，文学作品宛如丰饶的矿藏，源源不断地为电影创作提供灵感；电影如同放大镜，折射出文学作品的深邃与广度，二者之间交融共生、交织如画。当前，现实主义文学的改编热潮奔涌而至，文学的深度与电影的光影交相辉映，更加鲜明地刻画出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与中国力量。本次活动以“文学与影视的创意之旅”为主题，邀请新时代中国文学与影视创作工作者，共同探讨当下文学与影视融合发展所面临的新机遇新挑战，让文学在光影中更好关照时代，走向未来。 文学和影视，都必须追求极致才能脱颖而出 麦 家：在影视改编方面，我无疑是幸运的，或许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当代作家中最为幸运的人之一。截至目前为止，我的作品已有8部被改编为电视剧，另有5部被拍成了电影，总计影视改编作品达到了13部。在金庸先生在世时，我们或许不敢自居第一，但现在看来，或许可以这么说了。不过，尹鸿刚才提醒我，或许我还不能算作总体上的第一，只能说是男性作家中的第一，毕竟还有琼瑶这样的大家存在。所以，在影视改编的幸运上，我确实受益良多。然而，在我创作小说的过程中，我从未考虑过影视改编的因素。如果当初有所考虑，或许能避免一些错误，但事实是，我在写作时从未想过有一天要为影视服务。 《刀尖》（最新修订珍藏版） 麦家 著 花城出版社 2023年11月 《刀尖》和《风语》是我同时创作电视剧和小说的作品。那时候年轻气盛，野心勃勃，觉得没有自己吞不下的挑战。《风语》我是在《人民文学》上连载的，每当我写完三万字，他们就立即发表三万字。那时，李敬泽是主编，他给予了我极大的支持与便利。现在回想起来，那种写作方式一方面展现了年轻时的无知无畏，另一方面也让我深感对文学的愧疚。我至今对《刀尖》和《风语》这两部作品同时推进电视剧和小说的创作感到后悔。这也给了我一个深刻的教训：在写小说时，不应分心考虑电视和电影。如果分心，最终可能导致三者都不尽如人意——电视剧拍不好，电影也拍不好，小说也失去了原有的韵味。毕竟，它们是不同的艺术题材，要想同时兼顾并做到极致，实在是强人所难。而在当前这个市场经济社会，无论是小说、电影还是电视剧，都必须追求极致才能脱颖而出。总的来说，我们的作品都是供大于求，你必须比别人更好，而且仅仅好一点还不够。我们都是从无数无名作家、作者中脱颖而出，历经艰辛才过了作品发表这一关，成为了幸运儿。《解密》曾经历了17次退稿，历经11年的艰难困苦，才最终得以面世。这其中的艰难，对于一个无名作家来说，登上文坛之路真是难以想象的艰难。 《解密》 麦家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24年8月 因此，你必须比别人好得多，好到极致，才能引人注目，才能从众多创作者中脱颖而出。而要达到极致，你就必须全神贯注，心无旁骛。所以，我的体会是，尽管文学和影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一家，但在创作时，它们却是“冤家”。写文学、写小说时，其实不应该去想影视改编，不要考虑会被哪个导演改编，或是被哪个公司购买。小说应该专注于成为当代现实主义文学中的精品，不要有这些杂念。写小说，就是要把小说写到极致，写出独到性和独创性，塑造出有自己标签的语言、人物或价值观。不管是语言、人物塑造，还是价值观的体现，都要有自己的独特之处。越独特，就越有可能吸引导演和制片人的目光。毕竟，他们也是读者，只不过他们是更专业、更有目的性、更有欲望的读者。你的独到性很可能在他们眼中就是闪光点，只有看到你的光芒，他们才会考虑改编你的作品。 关于小说、电影或电视剧之间的差异，创作者其实无需过于担心，因为专业的编剧会对作品进行弥补和融合。但关键在于，小说本身必须展现出独到的特质，能够瞬间吸引导演的注意，或者触动他们的内心，让他们惊叹：“哎哟，这个视角我怎么没想到呢？这种人生态度真让我欣赏。”你必须确保这种独特的东西是深深植根于你的生命中的，然后再将它融入小说之中。一旦这种特质被导演所欣赏和看重，那么在一定程度上，你的小说与影视的缘分就此结下。至于影视改编后的作品能否成功，也就是这朵花或这棵树能否茁壮成长，你就不必多虑了。一旦售出，自然会有专业的团队去精心打磨。 刘昕亭：谢谢麦家老师的分享！我们正好请影视行业的制作人来为我们进一步讲解，有请张超老师。 爱奇艺乐幕工作室总经理张超 张 超：首先非常感谢这次邀请，让我有机会作为一个后辈、学生来聆听麦家老师关于文学与影视的深刻见解。麦家老师其实是一位智者，他的谦逊让我深感敬佩。刚才他谈到了文学作品，尤其是那些被改编成影视作品的文学佳作。我认为，创作者的首要任务是将文学作品做到极致，发挥到最大化。而至于后续的影视化改编，那就是制片人、编剧和导演的工作了。每个作品的改编和发挥都有其独特的缘分和命运，最终与观众产生连接。但对我而言，能够获取到麦家老师优秀文学作品的授权，已经是一种难得的荣幸。这不仅是文学与影视作品价值的一次连接，更是一次宝贵的学习和分享机会。 我深刻感受到麦家老师和楸帆老师、威廉老师等作家赋予了整个电影和影视最大的一个创作基底——文学。在我们看来，电影固然具有原创性和改编性，但制片人在选题策划以及与编剧合作时，往往会遇到瓶颈。如果策划和编剧缺乏对生活的深刻感知、对素材的精准提炼，尤其是缺乏深入体验下沉生活、深刻思考人性、社会平衡与反思的能力，那么他们的创作就会受到局限，难以突破。我之所以认为电影的价值必须依托文学的基底，正是因为文学的力量是无比强大的。它能够赋予电影更为深刻的内涵和更为丰富的情感，让电影在视觉上呈现的同时，也能在心灵上触动观众，引发共鸣与思考。 在将文学作品改编为影视作品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深入理解文学作品的整体表达，并思考如何将其与市场化需求相结合，实现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这就要求我们在选取文学作品时，必须用心感受其独有的风格和属性。如果这一步没有做好，那么在后续的改编和推进过程中，就可能会失去作品原有的价值以及未来市场定位的准确性。因此，导演和编剧在选取文学作品时，不仅要从文学的角度去感受它，还要用影视的思维方式去思考它。在将其转化为影视作品的过程中，我们需要考虑如何将其工业化、商品化，并更多地将其影像化。这是一个复杂而重要的过程，因为并非每个作品都能被所有制作机构完美地呈现出来。 以麦家老师的作品为例，从《暗算》到《风声》，再到最近由陈思诚导演改编的《解密》，我们都看到了文学作品的力量和基底。这些作品都激发了导演们的野心和信心，但同时也具有一定的门槛。尽管陈思诚导演已经是华语电影界屈指可数的一线导演，对文本的把控和工业化市场向的把握都堪称商业片导演的金牌水准，但《解密》在电影市场上的表现仍然与预期有一定差距。我认为，这可能与改编过程中的处理、市场营销以及小说与电影之间的衔接等方面有关。这也是我自己在不断学习、思考和未来要努力完善的一个方面。我相信，通过不断的学习和实践，我们能够更好地将文学作品转化为影视作品，为观众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 电视剧《人世间》 爱奇艺一直以来都非常重视与内容和创作者的深度合作。从几年前与梁晓声老师合作的《人世间》这部备受好评的剧集，到如今深受年轻网络受众喜爱的仙侠类作品，如《狐妖小红娘》，我们的系列化拍摄既涵盖了现实主义题材的大作，也深入开发了网络文学生态下的丰富基底。这些作品拥有不同的受众群体和风格特色。在开发和改编之初，我们就需要明确思考如何将这些作品做到最好，以及如何能够实现内容与创作者之间的协同效应，让1+1大于2。这不仅是制片人、机构，还包括导演在内的所有创作者需要共同努力完成的课题。 人工智能时代，文学与影视都面临挑战 花城文学院签约作家、科幻作者 陈楸帆 陈楸帆：每次聆听麦家老师的发言，我都能获得新的启发。刚才他提到的两点尤其触动我。第一是在科幻创作领域，有一种常见的现象，就是许多年轻创作者会因为某个作品火了而去跟风模仿。比如，刘慈欣老师的作品广受欢迎后，就有人试图成为“刘慈欣第二”或“小刘慈欣”。对于这种现象，我非常赞同麦家老师刚才的观点，即每个创作者都应该将自己的声音和视角发挥到极致，因为那才是你独一无二的创作，是你自己的标签。你永远无法完全成为别人，你只能努力成为最好的自己。这也是我在创作过程中深有体会的心路历程。我们知道，一旦版权转让出去，对于作品的拍摄时机、呈现方式以及最终能否被观众接受，这些在很大程度上都不再是我们能够完全掌控的。那么，我们真正能够把握的是什么呢？唯有文本本身。因此，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全身心地投入到创作过程中，倾尽所有心血，力求拿出一个既对得起自己也对得起读者的作品。这是我们能做的，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点。 第二，正如麦家主席刚才所言，影视作品的主创团队，尤其是导演，需要能够读懂并感受到你作品中想要传达的信息，包括文本的质感、风格以及独特之处。他们必须能够欣赏到其中的美感，有所感触，才能与创作者形成双向奔赴，共同打造出优秀的作品。今天早上，我提到了一些青年导演选择科幻小说进行改编的情况。其中，有五部作品进入了五强，而我有幸参与其中两部短篇小说的改编。我后来观看了这两部短片，发现它们拍摄得都非常出色，且风格各异。在与导演交流时，我了解到他们正是因为被小说中独特的文字质感和传递的信息所打动，才决定进行改编。他们觉得这正是他们想要表达的内容。 我注意到一个现象，在影视圈有一些导演其实并不阅读书籍。有时，他们以自己有阅读障碍为由，甚至会要求你直接将故事讲述一遍——他们觉得作品太长，没有时间阅读，于是依赖AI总结成梗概。这样的态度，显然无法创作出优秀的作品。因为他们连原文本都不愿花时间阅读，更不用说沉浸到字里行间去感受作者创造的世界了。文学，往往是作者与读者共同创造的一种阅读体验。在阅读过程中，读者会结合自己的经历、想象力去补充和完善，他们实际上在阅读的是文本之上或之后更深层次的信息。而改编成影视作品时，这些内容会被压缩或转化为视觉化的画面、戏剧段落或舞台效果。原本一千个人心目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被一个演员演绎出来后，就变成了唯一的那个哈姆雷特。改编之所以困难，是因为我们需要深思熟虑，最终希望将“哈姆雷特”塑造成何种模样。有的导演可能侧重于追求艺术效果，有的则更看重市场的最大化。但无论哪种导演，他们首先都需要愿意与原作及原作者进行心灵的对话，基于文本本身达成共识，明确这个故事的核心以及想要传达的信息。这是所有从文学到影视改编能够成功的最基本、最关键的根基。在这个基础上，编剧、制作、表演，乃至市场阶段的宣传定位和策略等，都是辅助性的环节。然而，我认为创作的初心是至关重要的，无论是对于写作的人还是改编电影的人，这个初心都是不能改变的。 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青年作家 王威廉 王威廉：我大学时就读过麦家老师的小说，那时候就特别喜欢他的小说。那时大约是20年前，麦家老师的小说还未被改编成影视作品。他的作品给我一种独特的智性感受，他巧妙地将博尔赫斯式的智慧与中国现实相结合，展现出非凡的文学魅力。我特别钦佩麦家老师卓越的讲故事能力，以及他对自己熟悉题材的深入挖掘精神。在我当时为成为作家而努力的过程中，麦家老师是我的榜样。许多作家，包括我自己，在创作时往往像游牧者一样，一旦一个题材的“草地”被“薅光”，就会转向另一块“草皮”。但麦家老师却不同，他像爱因斯坦所敬佩的那样，专注于在一个木板上打最深的孔，而不是分散精力在多个木板上打孔。他对于题材的深入挖掘，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麦家老师的作品荣获茅盾文学奖，在我认为，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文学事件。在此之前，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往往遵循着另一套模式。而麦家老师的获奖，实际上改变了我们当代文学的整体格局，标志着我们终于拥有了讲述这个时代精彩故事的能力。在此之前，我们在讲述这个时代的故事时往往显得过于保守和拘束。麦家老师通过其谍战故事，以一种非常精彩的方式呈现了一些充满禁忌的当代史，这无疑是至关重要的。他不仅改变了文学的生态，而且随着其作品被影视改编，这种影响被进一步放大，从而改变了中国当代文化的某种格局。因此，我认为麦家老师作为当代作家的意义是特别与众不同的，他具有不可取代的重要价值。 我个人在影视领域的经历相对有限，不过还是有两段小经历可以与大家分享。第一次是广州作协主席庞贝老师曾介绍我去担任一部科幻题材小说的编剧，改编他的作品《独角兽》。我对这个题材很感兴趣，于是庞贝老师便带着我去见了制片人。我们当时的交谈非常愉快，但随后在创作过程中，我与制片人在大纲上的每一次沟通都显得异常艰难。我认为很精彩的部分，制片人总是予以否定。我们之间的理念差异实在太大，难以达成一致。最终，我决定放弃，告诉他们我要退出。他们也感受到了这种沟通上的障碍，于是给了我一些折损费作为补偿。 《你的目光》 王威廉 著 花城出版社 2022年3月 经历了那次之后，我便与影视方面的工作保持了一定的距离，采取了一种顺其自然的态度。随后，我的现实题材都市小说《你的目光》由花城出版社出版。这部作品后来被一家影视公司相中，并与我签订了改编合约。他们邀请我担任编剧，但我婉拒了，表示只愿出售版权，不参与具体的改编工作。因此，至今我也不清楚这部小说改编成影视作品的进度如何，我所了解的信息都是间接传来的，比如听说电影有个开机仪式，我也只是淡淡地回应一声。当然，被改编成影视作品无疑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因为这至少能为我们这些辛勤写作的创作者带来一定的经济补偿。除此之外，如果影视作品能够成功地保留并展现我们原创故事的内核，那么它无疑会极大地扩大我们作品的影响力，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电影《解密》 在上个月，我专门带着全家人去电影院看了麦家老师的小说，就是《解密》改编的电影，我其实是不抱任何期待的，因为我是把文学跟影视分得很开的一个人，我不会觉得他的电影好坏跟麦家老师的作品有什么关系，但是我看的过程中觉得这部电影拍得非常好，拍出了中国当代电影中少有的那种智性的、绚烂的视觉效果，甚至达到了诺兰《盗梦空间》那样的丰富性和对潜意识的挖掘，这在中国当代电影中其实非常少见的因此，我对这部电影的评价还蛮高的，但是我后面才听朋友跟我说票房不尽如人意。这让我开始思考，为什么这么好的电影会遇到这种情况？正是基于这个思考，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我的一些想法。我觉得这可能与我们当前时代的特征紧密相关。举例来说，这涉及到了现实正在发生的本质性变化。首先，从文学作品的角度来看，过去的文学作品主要在实体空间中传播，比如通过书店销售。然而，随着网络空间的兴起，网络作家应运而生，他们不再依赖纸媒，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网络文学至今仍然是一个重要的文学板块，但近年来也在经历萎缩。文学，本质上是一种书写形式，而这种书写形式如今却面临着泛滥的问题。作为80后，我们读书的年代其实与古代相去不远，还需要通过书信来联系，那时的信息，即书写的资料，是相对有限的。直到网络出现后，文字信息开始无节制地泛滥。我们那个时代的写作者，包括我自己，都曾经历过某种挣扎，面对如此多的信息和作品，我们不禁要问，自己的作品究竟有何独特之处？这反映了一个特定的阶段。而这个阶段，在某种程度上，与当下新的阶段有着类似之处。这个新的阶段就是视频的泛滥。视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甚至具有某种象征意义的传播载体。 以前，书写的成本非常低，一个人只需一张纸和笔就能写出一部小说。然而，影视制作则大不相同，比如进行影视拍摄或电视采访，往往需要携带笨重 的摄像机设备，而这些设备的价格往往高达数十万，一般家庭根本无法承担。但现在，智能手机已经能够拍摄出高清视频，因此视频开始大量涌现，我们已经迈入了一个视频时代。视频与电影的关系，就如同过去泛滥的文本信息与纯文学之间的关系一样。从这个角度来理解，《解密》这部电影遭遇的困境也就不难解释了。许多优秀的影视作品，现在面临的是一个与以往截然不同的竞争环境，它们需要应对的是海量、泛滥且错综复杂的视频竞争。如今，视频或影视艺术的创作已不再受限于传统的电影制片人，视频网站和视频平台也都可以参与到视频制作的行列中来。这两年ChatGPT等新的视频生成技术正迅速发展，视频的制作成本将越来越低。在未来，甚至可能不再需要手机来录制，人工智能就能生成视频，一个视频更加泛滥的时代正在到来。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的创作面临着新的挑战。麦家老师刚才提到的一个观点我非常赞同，那就是一个故事必须做到极致，而这个“极致”的核心就是创意。创意是所有艺术形式中能够沟通、流动的部分，可能只有从事艺术创作的人才能真正理解这一点。否则，人们可能会认为小说和影视在形式上存在很多区别。但对于原创者来说，当想到一个好的题材或创意时，就仿佛种下了一颗创意的种子。这颗种子，无论是被置于小说中，还是影视作品里，都有可能成长为参天大树。因此，今天我们的任务是如何激发并提炼出好的创意，然后通过自身的创造力将其做到极致。对于所有从事艺术或创造性工作的人来说，今天的压力无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得多。 尤其是当人工智能介入艺术领域后，无论是生成的文本还是视频，其质量都已超越了九成以上的人类作品。作为真正的艺术家，我们需要与人工智能竞争那剩余的5%的空间，永远占据创造力的高地，才能与这个时代的迅猛发展以及芜杂的局面相抗衡。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遇到许多混沌和晦暗未明的时刻，很多优秀的作品可能也会被低估。但我坚信，一部好的作品终将经受住时间的考验。就像周星驰的电影《大话西游》，当年上映时票房不佳，观众难以接受其后现代主义的表达方式和对《西游记》的颠覆性改编。然而，多年后的今天，《大话西游》已成为经典，当人们谈论后现代影视作品时，必然会提及它。因此，我认为这就是我们在面对这个时代时应持有的态度和做出的选择。 视频泛滥时代文学与影视如何抵抗被简化的命运 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刘昕亭 刘昕亭：感谢几位老师的精彩发言，麦家老师刚才提到的"文学与影视在某种程度上是冤家"的话题深深触动了我，特别是作为一名教师，我对此深有体会。现在的学生们往往不再阅读文学作品的原著，即使你布置他们阅读文学经典，包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他们也更倾向于通过观看改编的影视剧来“完成”阅读任务。作为教师，我深感文学文本与影视改编之间确实存在着一种复杂的关系，宛如冤家。然而，作为读者，我又非常希望自己喜欢的文学作品能够被精心改编成影视剧，让更多人能够了解和欣赏。 比如，麦家老师最近出版了他的最新长篇小说《人间信》，当我想向学生推荐这部作品时，学生们常常会因为期末考试的临近而犹豫。但如果这部作品被改编成了影视剧，他们或许会愿意花一个晚上的时间去观看。因此，我常常感到矛盾。一方面，我担心好的文学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会让学生偷懒，让他们过早地依赖于影视作品，而不愿意再进入文字的世界，毕竟文字的世界与视频的世界是截然不同的。但另一方面，作为普通读者，我又希望好的文学作品能够被更多人知晓和欣赏。这或许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悖论。 既然提到了麦家老师的最新长篇小说《人间信》，我们非常期待麦家老师能再次为我们介绍一下这部作品。同时，我也非常好奇，这部小说的影视改编是否已经提上了日程？ 花城文学院联席院长、茅盾文学奖得主麦家 麦 家：前面我说影视和文学是冤家，并不仅仅是因为担心改编的问题。在我们的小说中，那些精心雕琢的文字、腔调，在影视导演面前往往变得一文不值。我们对人物内心的深刻刻画，有时反而会成为导演理解这个人物的障碍，仿佛被一层迷雾所笼罩。在影视制作中，文学的丰富性、多样性、复杂性，甚至是其模糊性，都显得格格不入，仿佛天生就是冤家，是影视所不需要的。反过来，当你的小说被改编成影视、电影，尤其是电视剧时，它不可避免地会被简化，甚至被过度扩展、注水。比如，我的一部20万字的小说被改编成了50集的电视剧，其中的人物和情节肯定会被大幅铺张，这是难以避免的。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改编是对你小说的一种不尊重，甚至是一种颠覆。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影视与文学也确实是冤家。对于作品的影视化，我会担心作品就由此变得单化、标签化、甚至商标化。 人家常称我为谍战作家、谍战之父，但我相信自己的创作不仅仅局限于谍战，我也不希望被定位为一个谍战文学的代表人物。在我看来，文学就是文学，好的文学、好的小说，它们就是纯粹的文学和小说，不应该被归类到某一个特定的类型中。被归类为某一类型的作品，往往意味着它有了偏颇。 《人间信》 麦家 著 花城出版社 2024年3月 其实，我内心深处有一个私愿，那就是希望我的小说能够纯粹地发展，不被影视改编所干扰。现在的《人间信》和《人生海海》，我都没有出售它们的影视改编权，我希望它们都能够保持原貌，让读者仅仅作为文学作品来感受我对人生的思考。当然，我也清楚，总有一天它们可能会被改编，但我希望是在合适的时机遇到合适的导演，以及是否能在改编前与我有一个基本的共识，而不是仅仅将它们当作资本游戏来推进，这是我非常担忧的。因此，《人间信》和《人生海海》的影视改编权都还在我手中。另外一点我备感欣慰的是，《人生海海》和《人间信》虽然没有影视的加持，但在市场上作为图书依然走得非常好。以前也担心因为没有影视的加持，书可能会卖不好，现在看来也不一定成立。 刘昕亭：麦老师真是让我深感敬佩，在全民热衷于炒IP的时代背景下，他却毅然地拒绝了将自己的作品IP化。张超老师，刚才几位作家都分享了自己与影视改编之间的复杂情感，接下来，想请您谈谈对当前文学作品版权交易以及从文学作品到影视改编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为什么像麦家老师这样的作家会对自己的文学作品改编持警惕态度呢？这是否涉及到产业转化的问题，还是有其他更深层次的原因呢？ 张 超：听了麦家老师的分享后，我深感我们作为影视人肩负的重担和任务更加沉重了，对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认为问题的关键更多在于影视人和市场这一端。因为文学家、作家们秉持着纯粹、初心和本心，致力于最真实的表达，而接下来的工作自然落到了我们肩上。在着手改编之前，我们必须深思熟虑，因为如果这一步走不明白，不仅会伤害作品本身，让一个优秀的文学作品的价值大打折扣，更是对作家的一种不尊重。麦家老师方才说得很对，在文学作品与影视相互融合与接纳的过程中，制片人、导演必须先去深入了解你的“对象”，而不是仅仅扔下一笔钱，问能不能授权。这绝不是被资本粗暴、野蛮地裹挟和冲击，而是要对文学作品有着深刻的感受和尊重。 我们目前首要任务是明确如何开发眼前这部作品并将其转化为电影形式。在此过程中，我们首先会与导演进行深入交流，因为并非每位导演都尊重文学作品，有些可能因功利心较重而显得浮躁，追求快节奏，却未必能真正深入理解作品。我们会与导演探讨这部作品，询问他们的感受：首先，这部作品能否打动他们自己？如果他们能被打动，那么它是否也能打动观众？在确认导演能被作品打动后，我们会要求他们基于自己对文学文本的理解，阐述电影的制作构想。如果导演有了这样一套完整的开发思路和解读，我们会与他们一同拜访作家老师，进行详细的阐述。如果大家在创作上能够产生共鸣，频率一致，那么我相信这将是一个愉快且未来很可能成功的过程。但如果没有经过前面这两步的充分准备，就像老师所说，可能会引发冲突，产生消耗和矛盾。其实，这些准备工作和功课更多地依赖于影视人。我们必须想清楚如何将文学作品真正转化为影视作品，同时确保我们的工作不会干扰，更不会伤害到文学作品本身。这是我首先想要表达的观点。 第二点是，正如之前提到的，当前电影市场，特别是今年暑期档的票房表现惨淡，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压力。主持人老师也谈到了，作家们呕心沥血、历经长时间创作的作品，可能在电视剧或电影中仅用120分钟、甚至一个半小时就展现完毕。然而，我们现在面临的更大挑战是，我们斥巨资、历经艰辛拍摄的120分钟电影，可能在抖音等短视频平台上被2分钟、3分钟的解读就概括完了。这确实是我们当前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和困境。这一现状与当下年轻人对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的消费认知发生了极大变化密切相关，同时也与当前的社会心态有关。许多电影和创作者，包括导演们，在辛苦完成作品后，往往面临被过度前置解读的困境。更为严重的是，有些评论者甚至还未观看电影，就开始发表反向评论，一句话就可能决定一部电影的命运。无论是根据文学作品改编还是原创作品，所有的创作者、艺术家和投资机构都在这样一个浮躁且不友好的市场环境中挣扎，我们的作品很容易在这样的环境下被埋没。这也是当前的一个严峻现状。我们面临的挑战和困境确实相当严峻，对此我们一直在深入思考。在爱奇艺内部的制片人培训中，我们曾邀请过情感大V咪蒙来授课。她现在专注于短剧创作，并拥有一套独特的理论体系。她将马斯洛需求金字塔与微短剧和小程序剧进行了对应解读。她指出，在经济下行的背景下，人们最底层的需求是生理需求，此时他们最渴望看到的是“爽”感，而再上一层的需求则是“虐”。所谓的喜剧和现实主义表达，往往只有中产阶层和白领阶层才会更加关注。至于更高层次的解读，如电影中的反思和思考，则属于金字塔的顶端，而这部分受众正在不断缩小和压缩。 电影《周处除三害》 电影《异形》 因此，我们也注意到，今年的作品，无论是《周处除三害》，还是最近上映的《异形》《默杀》，它们都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现实主义题材和人物创作，而是更多地融入了强类型的刺激元素。这也反映了当前电影市场受众的一种现状。我们在长视频领域的深耕细作，不仅受到了短视频的冲击，同时也受到了线下娱乐方式的冲击。 在与几位行业前辈和领导交流时，我深感焦虑。大家普遍表示，如今越来越不愿意去电影院看电影了，这一现象在今年尤为明显。相反，人们更倾向于利用休闲时间观看线下的演唱会，演唱会市场火爆，一票难求。大家更愿意参与线下的互动和体验活动。这也促使我们思考，如何在文学作品的支撑和助力下，重新建立影像化作品与观众之间的情感共鸣和消费联系。这确实是我们未来需要深入思考和解决的重要课题。 刘昕亭：谢谢张超老师！我特别想知道麦家老师，您刷短视频吗？您知道张超老师说的那种短视频是什么样的吗？ 麦 家：我当然清楚，这类事物往往是防不胜防的，尽管我的手机上并未安装抖音，但它还是会以各种方式出现在我的视线中。现实有时确实很残酷，但同样，现实也是不容置疑的，它就像天地一样客观存在。 话说回来，无论情况如何，总会有剧集受到欢迎。今年《我的阿勒泰》火了，前两年《人世间》和《繁花》也备受瞩目。对于作品能否走红，我认为如果火了，那就暗自高兴；如果不火，其实也是正常现象。因为现在总的来说，市场供求量大，我们常说一年有上万部原创产品，但真正能进入大众视野的可能也就那么几十部。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得坦然接受。如果你的作品能进入这个视野，那就心怀感激，感谢大家、感谢天地。如果没能进入，那就继续努力。这就是人生的常态，默默无闻、自娱自乐，我认为这就是大多数人生活的真实写照。 电视剧《我的阿勒泰》 当今时代的文学与影视应如何表达现实 刘昕亭：今天在座的还有两位青年作家，威廉和楸帆，他们都写科幻作品。我想知道，爱奇艺除了打造迷雾剧场之外，是否还计划推出科幻剧场，以此来支持我们青年作家的科幻小说改编。 张 超：科幻题材的开发到创作制作对我们而言存在一定的门槛。硬科幻因其背后有强大的工业流程体系支撑，除了需要巨额资金投入外，还要求有一个高度专业的幕后制作团队，包括导演在内，他们必须能够全面理解和消化作品中的世界观，并通过影像精准地将其融合与传达。因此，从创作理念到整个电影工业的制作流程，硬科幻都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在中国科幻电影领域，目前经过票房市场验证且本身热爱这一类型的导演数量其实相当有限。除了像陈思诚导演、郭帆导演这样的佼佼者外，虽然也有许多年轻导演对科幻有所表达，但我们仍在不断地交流、碰撞与磨合。相比之下，软科幻为我们提供了更大的创作空间。我们与陈楸帆老师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发现有许多作品值得我们去探讨。特别是在不需要过高制作成本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更好地完善文本与影像之间的承接，这一点是肯定的。 我们前年拍了《球状闪电》，这是爱奇艺迄今为止单集体量最大的硬科幻剧集，对于科幻电影，我们觉得它不仅是民族精神的体现，还是工业电影化发展的需求。因此，我们肯定希望能够在此去深耕发展，然而科幻电影的要求确实很高，我们坚持要拍就必须拍好，要做到思路清晰、制作精良，真正对得起作品、对得起观众、对得起市场。 刘昕亭：谢谢张超老师！我自己近年来在学术上主要专注于现实主义研究。我深刻感受到，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像我们今天在座的三位作家，麦家老师笔下的现实，与楸帆老师、威廉老师所创作的科幻作品，它们所展现的现实已经截然不同。因此，作为研究者，我非常期待能听到麦家老师对于文学如何书写现实，以及文学与现实关系的独到见解。 麦 家：它们都是从作者内心出发，源于作者生活的每一天，这难道不就是现实吗？即便是荒诞，它也是现实的一种体现。你活着，这本身就是最大的现实；而我写作，也是我现实生活的一部分，因此我认为所有作品都是现实主义。进一步探讨，我们常说作家的创作源于现实，那么这个“现实”究竟指的是什么呢？我觉得作为一个作家千万不要把“现实”理解成一个日常生活、你身边的生活，如果仅仅这样理解，很难想象为什么有人就成为作家，有人就成不了作家。实际上，这个“现实”绝非我们日常的平庸生活所能涵盖。现实生活虽然复杂多变，但往往缺乏艺术性。怎么样从现实生活当中提纯出艺术，提纯出小说，我觉得首先取决于作家或者艺术家的眼光，他眼里的“现实”首先是“非现实”。 所谓的现实主义，从某种程度上看，万物皆可为现实主义的素材。但当这些“现实”进入艺术家的视野、笔下或创作中时，它们便转化为了非现实，至少不再是我们日常所见的现实，不再是身边琐碎的生活片段。因此，如果说创作源自现实、源自生活，我更倾向于将这种“现实”理解为内心的现实、心灵的生活。它并非我们眼前即时的生活状态，因为每个人的眼前生活看似相似，实则不然。为何有人能洞察世界的深远，而有的人眼中只有日常的琐碎？当你能从日常中窥见内心，甚至眺望到远方的边界时，这或许意味着你拥有成为作家或艺术家的潜质与天赋。相反，若你的视野仅限于眼前，被工资、恋人、家庭的温情或矛盾所局限，那么你或许只是生活中的普通人，离现实很近，却离艺术很远。这样的人在艺术领域可能显得笨拙，但在生活中却可能智慧满满，活得有滋有味。而我们这类人，或许在现实面前显得有些愚钝，无法从生活中轻易获取快乐，因为我们从现实中捕捉到了非现实的元素，而这些非现实正是现实深层骨架的体现。 陈楸帆：说起这个话题，正好与我这个学期在香港理工大学为研究生开设的一门课程相呼应，那就是“中国科幻现实主义研究”。科幻现实主义这一概念，其实早在80年代就由郑文光老师提出，而我和韩松老师则在大约十年前重新将其推向公众视野。如今，已有众多硕士、博士论文围绕这一领域展开研究，威廉也曾撰写过相关文章予以响应。我认为，我们双方的作品都可以归入科幻现实主义的范畴。正如麦家老师所言，科幻作品其实是对现实的一种再现和反映。过去，我们总觉得科幻中的元素离我们的日常生活很遥远，但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那些曾经看似遥不可及的概念，如AI、机器人、量子技术等，如今已融入我们的日常，成为软件、硬件和服务的一部分。更令人惊讶的是，许多现实事件已经超出了我们小说中的想象。例如，过去我们谈论人与机器谈恋爱，如今确实有不少年轻人与ChatGPT等聊天机器人建立起了真实的情感联系，从中获取他们在现实生活中难以得到的情绪价值。 如今所谓的现实并非单一版本，而是包含着众多附属的现实。每个人对现实的理解或许各不相同，但这些理解都同样具有其合法性。那么，这些多样化的现实如何体现在艺术或文学作品中呢？这又回到了审美的话题——我们为何阅读小说、观看电影或戏剧？我们追求的是何种心理上的满足或体验？其实，我们渴望的是与日常生活拉开审美距离，去探索那些在日常生活中难以目睹、体验和感受的事物。 在座的各位，你们中许多人或许都潜藏着成为作家、艺术家或导演的天赋。关键在于发掘自己看待世界与他人不同的视角，我相信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然而，在中国文化中，随大流往往被视为美德，一旦我们表现出与众不同，就可能感到不适，甚至遭受非议。作为作家，我们或许从小就习惯了这种被视为“异类”的感觉。但正是这种能力——从共同的现实中抽离出来，找到并塑造自己独特版本的现实，再将其转化为文字或艺术形式与他人分享——才是我们这个时代，尤其是AI时代，人类特有的能力，也是我们未来可能保持的竞争力。无论你从事哪个行业，人类的核心价值在于我们的“人味”——人的感觉、经验和那些看似不太正常却真实存在的特质。这个话题确实复杂，但正是其复杂性，才使得它如此引人入胜。我认为，完全正常的人是不存在的，每个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有其独特的不寻常之处。关键在于能否将这种不寻常提炼出来，使之成为艺术。 王威廉：我觉得今天的对话非常有意思。台上的几位嘉宾可以分为两种心态：一种是文学心态，另一种是影视心态。持有文学心态的嘉宾们，因为他们已经历过文学的艰难时期，现在文学已经回到了它在社会中应有的位置，所以他们感到特别踏实。比如麦家老师，他的作品已经被广泛改编后，现在反而有些抗拒文本被改编，这种心态我觉得很棒。这让我想起了米兰·昆德拉，他曾说他要写一种不被导演改编的电影，因此昆德拉的小说很难被改编。当然，总会有天才导演尝试并成功改编，比如《布拉格之恋》就是改编自《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效果也非常好。 我之所以会涉足科幻创作，是因为我一直在关注并试图表达对于现实变迁的思考。在创作过程中，我自然而然地踏入了科幻现实主义的领域，与楸帆不谋而合。这背后反映出我们的生活现实正经历着革命性的变化。在我看来，文学或艺术创作就是在创造一种结构，通过这种结构来重新诠释我们的现实。由于人置身于生活的混沌系统中，难以直接理解这个系统，因此我们需要将其客体化，赋予它一种结构，在结构中洞察它。这一点至关重要，不仅是艺术创作的规律，也是现实本身的规律。 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现实的结构也发生了一种根本性的变化。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文学的时代，90年代以来，其实是一个影视的时代。许多作家，如莫言、余华等因作品被改编成影视作品而声名大噪，如《红高粱》《活着》等，影视化对他们的影响力提升是难以估量的，放在今天，这种影响力的加持可能是几十万倍。然而，即便在今天，一个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所获得的加持也是有限的，很快就会被新的作品所取代，因为影视作品已经泛滥成灾，供大于求。同时，影视行业也在经历着革命性的变化，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大众广泛参与视频创作的新时代，当前的影视生产机制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在我看来，影视行业即将在未来几年内经历迅速的分化和变革，影视创作即将迎来巨大的变化，其成本将越来越低。未来，每个人，包括我和楸帆，都有可能利用先进的工具来打造属于自己的作者电影概念。我相信，这一概念很快就会成为现实。届时，作者电影与影视平台之间的关系可能将不再局限于腾讯、爱奇艺等现有的模式，而是会有更多种形态涌现出来。因此，影视的生产机制正站在一个新的十字路口上。虽然我不清楚影视行业的未来走向，但可以肯定的是，未来的分化是必然存在的。那些专注于影视创作，尤其是艺术电影创作的人，或者像我们这样坚守纯文学创作的作家，都需要坚守自己的阵地，专注于做好自己的作品。然而，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意识到，整个时代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许多新的创作方式和平台正在扑面而来。 由于文学已经历了众多变迁，我们现在反而能够以一种更为踏实的态度站在文学的维度上。这个维度如今看似较低，但正因如此，我们感到异常踏实。我们就像是站在地平线上，静静地观察着你们如何应对即将到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我认为，这也是我们今天所探讨的现实的一部分。 电影《红高粱》 电影《活着》 张 超：由于戏剧和文学拥有悠久的历史，而电影则是工业革命的产物，其历史不过数百年。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电影的媒介形式也在不断地多样化和多元化。因此，我们面临的挑战虽然巨大，但目标却十分明确。由于电影与文学在表达方式和属性上存在差异，我们能够清晰地认识到影视人在整个创作过程中应具备的心态。我们的心态应该是更为主动和积极的，因为我们是以影视人的身份去拥抱文学，这确实是我们的一种独特表达。 《暗算》 麦家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8年3月 麦 家：刚才我们探讨了现实与创作的关系，可能有些理论化了。现在，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写作中的故事。在我的作品中，90%的人物都是虚构的，但《暗算》中的瞎子阿炳，那个拥有特异功能的听风者，却是有原型的。这个原型来源于我童年的记忆。我从小生活在一个拥有六千人的大村庄里，村里有一个公认的傻子，我们都叫他林海，绰号“傻瓜”。他的傻到什么程度呢？他甚至不会叫爸爸妈妈。但他有一个令人惊奇的能力，这个能力让大家都愿意和他玩：只要看一眼，他就能说出村里任何一个人的父辈是谁，或者对于老人，他能说出他们的子女是谁。在这个六千人的大村庄里，这简直是一个不可思议的能力。按常理说，他是一个傻瓜，怎么可能拥有这样的能力呢？我们正常人都不可能认识村里的每一个人，更不用说看到一个刚满月的孩子就能立刻知道他的父母是谁了。我坚信，这是一种特异功能，是与生俱来的，而且这个功能肯定与他的眼睛有关。在我开始创作之后，林海这个人物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中。我渴望将他写入小说，但单纯地将现实中的他记录下来，编辑和读者肯定不会接受，因为这仅仅是一个传奇故事，只属于我们那个村庄。在村子里，人们或许能津津乐道地谈论他，了解故事的背景，明白讲述这个故事的目的，并从中获得乐趣。然而，这个人物若要触动外界，就必须经过重塑，走出村庄的局限。 电影《窃听风暴》 我是怎么写的呢？我首先想象他不是看出来的，而是听出来，或者我首先刺瞎他的眼睛，所有的功能他是听出来的，他通过耳朵一听就知道这个人是谁家的儿子、谁家的母亲。我们国家有一个职业是侦听员，搞窃听工作，这个职业每个国家都有，比如德国有一个电影就叫《窃听风暴》。当这个人眼睛的特异功能变成耳朵的特异功能，他可能就成为一个优秀的侦听员，优秀的侦听员可以为国家去建功立业，他可能就在某一场战争当中为国家找到了一个特别的电台，收获了特别的一部分情报，挽救了某一个重要人物的生命或者挽救了国家的安全，那他成为了一个国家的英雄。这个时候这个人就跟国家有关系，他已经走出了村庄，这个人物如果发展到这个程度，他可以写成一个小说，因为他是一个民族英雄、革命英雄、国家英雄，但我想这个人物肯定不能走向世界。所以我觉得这个人物应该继续让他往前走，于是，我继续深化这个人物，最终塑造出了阿炳。他虽然是个瞎子，甚至显得有些木讷和呆傻，但因为他的英雄身份，国家为他安排了一段婚姻。有人愿意以身相许，他就这样成家了。然而，婚后生活却并不如意。他连最基本的夫妻生活都不会，同时又深受传统伦理观念的影响，坚持要为母亲传宗接代。结婚两年后，他发现妻子没有怀孕，便责怪妻子，并提出离婚。妻子害怕被英雄抛弃，觉得在革命年代无法立足，于是想出了一个荒唐的办法：她找了一个同事，医院药房的药剂师，借种怀孕。当她怀上孩子后，看似破碎的婚姻又得以维持，傻子丈夫也不会再提离婚了。然而，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当孩子出生的那一刻，傻子丈夫仅凭第一声啼哭就听出孩子并非亲生，而是药剂师的。这场悲剧最终导致了阿炳的自杀。 电影《听风者》 我认为，当故事发展到这个阶段，我村庄里的那个傻子已经超越了现实，成为了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艺术人物。梁朝伟主演的《听风者》，即使在海外放映，也深受观众喜爱。这是因为这个人物已经从具体的现实层面升华到了艺术的现实，成为了一个艺术形象。人们从他身上看到了许多类似的哲理，如天才薄命、红颜薄命，以及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等。在某种意义上，这个人物总结了人世间的某种道理，甚至是一种深刻的哲理。 我们之前讨论的是理论上的现实与创作的关系，但对我而言，这是切身经历的。我现实中的那个人物虽然传奇，但却难以被广泛传播，因为他的传奇过于荒诞，不为人所理解、欣赏或接受。然而，作为艺术家和作家，我通过不断地改造、虚构和想象，加入艺术元素和创作规律，将他塑造成了今天的瞎子阿炳，或者是王宝强所饰演的那个角色。这样，他就成为了艺术和文学的一部分。现实有很平淡、平庸，甚至混乱不堪的部分，生活充满了假象和乱象，如何能够穿透这些表象，洞察其本质，这是作家和广大艺术家应具备的一种能力。如果不能从现象中提炼出本质，我认为这样的创作便失去了其意义所在。 End 文字整理：王梦迪、罗铱珊（实习） 编辑：王梦迪 剧照图片源自网络 原标题：《视频泛滥的时代，文学与影视如何抵抗被简化的命运 | 活动实录》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