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客•革命•女性

内容提要：《刀客遁》书写了河西走廊近代的变迁，文笔恣肆，内容丰富，颇富传奇色彩。本文从侠客、革命、女性三个角度入手，对《刀客遁》作了深入分析。主要讨论了侠文化与革命，小说人物的塑造，包括女性的觉醒，还有文明和野蛮的冲突。小说对近代西部的现代化转型，有着细腻深刻的描写，那种艰难也让读者动容。 关键词：马步升 《刀客遁》 侠文化 革命 女性 新世纪以来，马步升沉迷于长篇小说的创作，已经出版了六部作品。最近敦煌文艺出版社隆重推出了他的江湖三部曲：《青白盐》《野鬼部落》《刀客遁》。这三部作品都与“江湖”有关，都与“侠义、侠客”有关，都与“革命”有关，可读性强，思考幽深，视野宏阔。其中《刀客遁》一反他之前的长篇小说基本以他的故乡庆阳为背景的惯例，把故事发生地移到河西走廊的甘州，即今天的张掖市。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变化。我们知道，他对河西是很熟悉的，多篇散文名作都与河西有关，比如《鸠摩罗什的舌头与法种》。 毫无疑问，马步升是一位实力派作家，他早年的中短篇小说在中国文坛留下了深深的一笔，如《哈一刀》《鱼蛋蛋的革命行动》《老碗会》等都获得多个奖项。其中《哈一刀》《沙漠红》就是武侠小说，当年发表时，名动文坛，至今还被很多人怀念着。我曾经多次说，马步升身上有一股匪气。他走路宛如螃蟹，横行霸道，目中无人，写起文章来，也是洋洋洒洒，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真有大侠风范。他喜欢静，但更喜欢动，一年四季基本都在天南海北行走。江湖，对他来说，既在身外，也在身内。所以，创作出这样的三部曲，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马步升的创作（小说、散文）始终锁定在西北之地，他喜欢这种“绝地之音”，这里似乎更能安放他不安的灵魂，他跑多远，最后只有在这块土地上，他才能写出自己的东西。他对于西北的历史文化有着一份特殊的感情，曾撰有《走西口》《兵戎战事》等学术随笔，也有专门谈侠文化的专著《刀尖上的道德》。所以，《刀客遁》也是马步升必须完成的一部作品，也是顺理成章的一部作品。故事的发生地——甘州，历来是西北军事重镇，也是河西走廊的重要节点，就是这么一个道不尽传说，说不尽情缘的地方成为了近代风云变幻的是非之地。小说中的刀客、美人、家族、会党组成了一个一遇风云便化龙的大江湖。 马步升以武侠文化作底色、西北近代历史为框架将其与这段晚清的民间故事糅为一体，雕刻出了长篇小说《刀客遁》。在《刀客遁》中，侠文化是其主要展现的方面，充分显露了作者马步升对于西北历史文化、侠文化的精深研究。不仅如此，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塑造也是一大亮点，马步升通过大量的心理活动描写，塑造出了一些真实可亲、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此外，马步升在作品的故事主题上也花费大量心血，主题多义，情节丰富，读来带有天然的沙砾感。 一、恣肆张扬的侠文化 清朝末年，风云际会，家国情仇，侠士之风忽然兴起。“鉴湖女侠”秋瑾慷慨赴死，变法流血第一人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就连日后成为汉奸的汪精卫，在年轻时也颇有侠气，当年的“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也曾激动过很多年轻的心。可见当时此风之盛。 《刀客遁》中的主人公杨修平是一位留洋学生，也是一位会党成员，虽不会武功，但颇有侠气。与当时的知识分子一样，他也有一种强烈的家国情怀，有担当，自愿效力社会，报效祖国，所以努力寻求各种办法实现心中正义。当然，侠客自然多情，柳亚子《周烈士实丹传》说：“余观烈士生平，盖缠绵悱恻，多情人也。”小说里的他周旋于几位美丽的女子之间，自有他的翩翩公子相，也不乏留洋学生的魅力，留下了一段段让人慨叹、唏嘘的情事。 龚鹏程认为，“侠是一个或一种行侠仗义、不畏权势的人物，常在国法及社会一般规范之外行动，以迅速、有效、有力的方式，达到济困扶危、主持公道的任务，并使人兴起快意恩仇的美感和快感。因此，在社会和人性层面，侠通常被视为公义的维护者”① 。从这个定义来看，杨修平的行为绝对称得上是一个“侠”。杨修平对于中国的未来从来没有绝望，他回国之后，努力兴办新式学堂，并且亲自担任学校的校长，主管校务。他公私分明，绝不动用一笔学校的资金。并主动希望学校财务由两人共管，两人签字才有效。他全身心扑在教育上，通过教育这种方式来达到“迅速、有效、有力”地“达到济困扶危、主持公道的任务”，竟然有意或无意地忘记了自己的“革命”使命，以至于被谴责和追杀。这里也有一种对“侠”的反思和质疑。因为他发现，重要的问题不是暗杀，而是启迪民智，让民众走出愚昧。 而杨修平能够利用刀客决战规则的漏洞智胜两派刀客，然后将这些人发展为自己能够掌握的武装力量，显示他作为革命青年的超人之处，结交江湖力量，为革命积蓄力量。他超越“侠”而进入了一个更大的领域，那些侠客情愿为他所用，也说明了他身上“革命”的力量。革命虽然借助侠客，但毕竟超越了侠文化，是一种现代文化。留洋归来的革命青年杨修平深懂侠客文化，也濡染了西洋文明，他的现代意识让他在河西走廊掀起了革故鼎新的变革。比如，利用所学的水利知识建设了一个小型水坝，平息家族纷争，兴办教育，开启民智等。 鲁迅先生在《流氓与文学》中说：“流氓的造成，大约有两种东西：一种是孔子之徒，就是儒；一种是墨子之徒，就是侠。这两种东西本来也很好，可是后来他们的思想一堕落，就慢慢地演成了流氓。”鲁迅先生从先秦文化的源头出发，来探寻侠文化的流变。王彬彬也有这样类似的评论：“侠，是中国历史上流氓的起源之一。后来的流氓，仍然不同程度地保持着所谓的‘行侠仗义’之风。一方面杀人越货、无恶不作，一方面却又打抱不平、见义勇为——这两种行为奇妙的并存在中国的流氓身上。”②我们阅读《刀客遁》，其中的一些刀客，他们的行为确实如此。比如祁连鹰“性侵”沙漠红，他与甘州守备小妾柳知杨偷情，之后柳知杨怀上了他的孩子，他为了永远地得到柳知杨，于是，欲设计杀害守备索洛敦。这个时候的祁连鹰似乎是一个仗势欺人的流氓，而不是柳知杨的“情哥哥”。“祁连鹰飞快地穿上衣服，一手揪住柳知杨，凶狠地说‘今晚，我偏偏不想和你做那事儿了。你听着：三天后，你就是我的夫人，正经八百的甘州守备正房夫人，你肚子里怀着的是甘州守备祁连鹰的种。’”③他作为革命会党成员，激于个人意气，仓促起义，结果经柳知杨泄密，被索洛敦集体射杀。 “侠，本指一种行为样态，凡是靠着豪气交结，与共患难的方式，和人交结而形成势力者，都可称为侠。因此，侠是中性的，可能好也可能坏。”“但有些人结交了一堆狗党狐朋，却可能交友借躯报仇、攻剽杀伐、作奸犯科。”④作者在小说中对侠的反思，难能可贵，体现了一种优秀的现代意识，让小说充满了一种理性之光，与传统的狭义小说截然划开。我们知道，任侠少年，斗鸡走狗，易流于轻薄，或沦为不良少年，甚至犯罪分子。祁连鹰形象的塑造，良有以也。 马步升对于侠文化的热爱从创作《哈一刀》就可见一二。其笔下的大侠有的是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有的是武功高强的强中之手，但都被马步升塑造得形神俱备，读之让人神往。我在《马步升论》中就曾提到马步升对于传奇有一种近乎偏执的热爱。之前创作的《子午高义》也是武侠题材的小说，还加上了革命的尾巴，和《刀客遁》有些许相似之处。到了《刀客遁》，马步升显示出了优秀的武侠造境能力，将一个完整的江湖建构出来了。武侠小说的兴起和社会现实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侠客群体常常与统治阶层是一种背道而驰的存在。韩非子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社会动荡时期，往往可以产生一批侠客，所谓“乱世出英雄”就是这个道理。只不过真英雄与否，有待商榷。 《刀客遁》主要讲述的是清朝末年，发生在甘肃河西的一段江湖往事。故事开篇描写了杨修平刚刚回国时的情景，马步升对于这段景物描写可谓颇具个人特色。“这个时节，黄河边的风依然是料峭的，风儿的喜好是，趁人不备，猛可劲钻入你的怀中，缭乱一圈，再得意洋洋而去。河边还是有残冰的，那冰啊，像是一个人老珠黄的夫人，脸上显示韶华风韵的颜色一扫而尽了，苍黄的土色胡乱泼洒在眉宇间，浮泛而出的是那晚景凄凉的死光，残阳正如一个最喜欢落井下石的小人，把那死光涂抹在死光迷离的残冰上，酝酿出一大片的死亡景象。”⑤这段看似随意的景物描写，从侧面表现出男主人公杨修平的回国之义举，也隐喻了清王朝末期的衰败景象。不过，整体看，这部小说的前八章，语言有点游离于人物之外，我们更多地看见的是作家的不羁才情，而人物却变得模糊。九章之后，作家基本进入了状态，文字可以贴着人物走，读来欲哭欲笑，有很好的艺术感染力。 《刀客遁》和马步升以前的长篇小说相比，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大量的心理描写的出现，尤其那些女性的心理描写，真是细腻丰富得让人吃惊。有些评论者认为马步升不擅长描写女性，但在《刀客遁》里，我却惊叹于他对女性的了解。 二、细腻真实的人物描写 长篇小说中人物能否被读者记住是长篇小说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指标。文中的男性角色，如杨修平、祁连鹰、塞北狼等，甚至杨灭白、白灭杨等次要人物，马步升充分发挥自己的文学想象力，将他们塑造得有血有肉，肌理细腻。杨修平是侠客中唯一不会使用武功的人，阴差阳错之下成为刀客决斗的胜者。他留学归国，加入会党组织，属于当时的进步青年，然而最后又被会党追杀。杨修平这个人物的设置不仅发挥主要的叙事作用，更是能代表作者的某种希望与寄托。作为具有侠义精神的会党重要成员，暴力革命是他们的首选。其实，某种意义上，侠与革命有着同构现象。近代知识分子的侠客人格，包括兴中会、同盟会，都有侠客的这种暴力倾向，颇喜欢暗杀，也导致了近代革命的暴力化。但小说中，杨修平一旦接触社会底层，就很快放弃了暴力，而开始从事和平的教育事业。于是遭到了组织的追杀。这是小说很有意味的部分。 祁连鹰算是小说中较为出彩的人物形象，他不贪财，只贪色。和沙漠红不打不相识，后来还在杨修平的学堂担任武术教员。最后也是死在了色上。祁连鹰对于沙漠红的感情相对来说比较单纯，而对柳知杨则有些复杂。在沙漠红婚礼上，他与柳知杨的一瞥，带来了一段孽缘和自身的灭亡。 《刀客遁》塑造了一批真实生动的女性人物形象。读完此书，这些女性仿佛真实可触，栩栩如生。女性，在男权社会的话语体系中就是柔弱、贤惠的代名词。但是在不同的时代语境下也会有不同的表现。比如龚鹏程就认为，“男人把他们对英雄人格的向往、对侠客的崇拜，投射到女性身上，期待女人也成为英雄侠士”。“这种对女性人格要求，会让女性得到新的启发、新的鼓舞”，“在这种新的期待中，女性内在阴柔之外的质素，事实上却是得到了释放。女人也可以阳刚、也可以恢阔、也可以侠烈、也可以好勇斗狠，甚至杀人放火，或参与国家大事”⑥。确如其所言，在小说《刀客遁》中，作家就塑造了一批女侠形象，她们不仅美丽温柔，细腻敏感，而且侠肝义胆，心狠手辣。沙漠红就是集二者于一身的女性形象，这样两组词语用在她身上丝毫不显矛盾。 说沙漠红心狠手辣，集中体现在她的弑父上。她的父亲是一位中原行商，带着货物来往于丝绸古道上，是一个有名的摧花辣手。到处勾引女人，一夜风流之后，就烟消云散，再也找不见了。沙漠红就是这样来到世界上的，她的母亲痴心，一直在寻找这个男人，一直寻找到由爱到恨。沙漠红拜师学艺，就是要报母亲这个仇。最后，她实现了。但在沙漠红与祁连鹰的交手时，她却表现了她的善良。祁连鹰败在沙漠红的问天钩下。沙漠红是这样对待他的，“歇息了一会儿，沙漠红看见死狗一样蜷缩在沙窝的祁连鹰，顿感百无聊赖。她指挥驼队打点货物，重新上路。临走了，她已上马，回头看一眼仍像死狗一般蜷缩在沙窝的祁连鹰，心下颇为伤感，毕竟都是同行……说起来，同是天涯沦落人，相煎又何必太着急啊！她从怀中掏出塞北狼送给她的治疗跌打损伤的应急特效药，示意那个略懂医术的伙计给祁连鹰上药。她看见祁连鹰的坐骑拴在一棵高大的白杨树下，也许已经察觉到主人出了问题，她让伙计牵来，拴在距离祁连鹰最近的地方，又命人将祁连鹰抬到树荫下”⑦。沙漠红没有赶尽杀绝，没有落井下石，而是选择把受伤的祁连鹰安顿好。沙漠红是一个敏感细腻的人，她虽然胜了祁连鹰，但是又怕他真的就此身亡，又想方设法地救他。 最令人感到惊奇的是，马步升作为一个男性作家，对于女性的心理描写竟如此细腻。通过他的文字，读者可以清楚地建立不同的人物形象。而且，马步升对于人物形象的塑造有着一种奇妙的差异感，使人产生一种意料之外但又在情理之中的观感。比如沙漠红，她本是浪迹天涯的女刀客，从来没有家庭生活的经历，最后却愿意回归家庭，这就产生强烈的差异感。但是联想沙漠红可怜的身世，就也可以理解她为什么那么渴望家庭生活了。 未成婚之前的沙漠红是一个武功高强、手段狠辣的刀客形象，成婚后则变成了一个温柔细腻、敏感多情的农家媳妇。马步升借沙漠红的坐骑霹雳红的口，清楚地表述出沙漠红的个性，“主人是一种情绪分明的女子，正如这个地方四季分明的天地。她动怒时，便是真的怒，发自内心的怒，欢喜时，又是发自内心深处的欢喜，尽管她能把持得喜怒不形于色。而她真的忧伤时，她会找一个荒僻的地方向天地恸哭”⑧。喜怒不形于色的沙漠红在遇到杨修平之后，彻底地改变了。在见到杨修平之后，他的一个眼神就在沙漠红的心里激起了千层涟漪，“沙漠红的心在颤抖，是被突如其来的幸福的闪电击中的痛楚，她的神智在眩晕，是那种爬到雪线以上四肢无力般的瘫软，她的血液暂时凝固了，是那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小心翼翼，她的脉搏暂时停止了跳动，是种船到码头车到站的万事大吉”⑨。在遇到杨修平之后，心狠手辣的刀客沙漠红就消失了。成婚之后的沙漠红更是温柔细腻，以家为天。杨修平想接沙漠红离开独流地，前往甘州，沙漠红却能想着家里的老人思念孙子，并以此为理由拒绝杨修平的要求。而且在杨修平很久没回家的时候，让人捎去自己亲手绣的荷包，以暗示他该回家了。在沙漠红的人物形象塑造上马步升颇下功夫，沙漠红的变化也是全书中最大的亮点。古人说，剑无情，人却多情。龚鹏程说：“唯有在剑光的映射下，人性最深沉、最真实的一面才能迸显，剥开伪饰，照见本然。”确实如此。他又说：“只有江湖人才懂得江湖！因为只有他们才能真实体会到自我生存经验，或情感历程与它相呼应、相结合的乐趣，并享受那一番生与死的悸动与震撼。”⑩其实，马步升也是一个江湖人，他自有他的侠气。一般说到江湖这个奇丽而多情的世界，一般在酒与剑与女人之间。《刀客遁》写了剑，也写了女人。可惜酒写得少了，不知为什么。因为大家都知道马步升也是一个酒家，他写起酒来，想必也是十分精彩。 柳知杨是文中另一个较为出彩的女性人物。柳知杨是受过新式教育的官家小姐。因为家道中落，又被仇家陷害，所以流落到了西北之地。她为了活下去，做了当地地方大员索洛敦的第六个小老婆。她有着和那个时代其他女子不一样的世界观，她和祁连鹰偷情之前是这样的心理，“她不屑于与另外五个姐姐争男人，相反，她希望他少来自己房间几次，最好永远不要理她”。柳知杨委身于索洛敦其实并非本意。柳知杨明白，当生存成了大问题时，生活就更是找不见了。那她对于祁连鹰是什么态度？“想什么呢，白天轿夫丫鬟寸步不离，校园众目睽睽，晚上，独居哨楼，楼高三丈有余，上楼的木梯设在内壁，楼上有丫鬟值夜，楼下有家丁守护，院内值夜兵丁四处巡逻，别人有心，近不了我，我有心，近不了别人。”柳知杨对于祁连鹰的关注是有期待的，马步升的描写完全符合一个感情生活郁郁不得志的年轻女人的心理。 两人第一次偷情之后，柳知杨是这样的反应。“她不再像所有嫁做人妇的女性那样含胸走路，而是高扬头颅，高眉高眼，高抬腿，轻落脚，踏出古刹木鱼般的节奏来。她很享受这样的在众人瞩目下的孤傲独步，长这么大，嫁做人妇也已经满两年了，第一次明白女人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由此可见，柳知杨是一个极其注重自己感受的女人，她和封建家庭中的那些以夫为纲的女人是迥然不同的。当柳知杨和祁连鹰的事被柳知杨的下人芸草发现蛛丝马迹之时，芸草的反应可以从侧面看出柳知杨平时在外塑造的形象是如何“正派”，“这是什么混帐念头，你作死啊你这个不要脸没良心的，谁不知道主人是远近闻名的贤良贞淑又一肚子洋学问的女子”。不仅如此，“夫人本来就是神仙一表的人物，无奈时运不济堕入尘埃，虽是如此，终究埋没不了她神仙的容貌神仙的心……”可就是这么一个在外人眼里如此正派的女人，不仅和祁连鹰偷情，而且为了保住自己的荣华富贵而设计杀害祁连鹰。追逐名利的柳知杨比武功高强的祁连鹰更具杀伤力。 花喜鹊也是个非常有意思的女性形象，她是客栈老板，也是花儿歌手，与巴音王惺惺相惜。她的人物形象主要通过动作、语言、表情来塑造。比如杨白两家来请她做媒人，花喜鹊这样回答，“给我家侄女找一个合适的人家，一直是老身的心病，你们不找我，我还打算找你们呢。我没见过杨家那小子，听人说，倒是配得上我家侄女的。礼物还给你们，你们要我做啥，老身风里风里去火里火里去”。答应得非常豪爽，自有一股女侠做派。在杨修平遇到暗杀时，花喜鹊让杨修平住自己的房间，“她当即决定，让杨修平晚上睡在她的房间，她另找地方。杨修平说，这怎么好意思嘛，花喜鹊慨然说，老身要是再年轻三十岁，一定搂着你睡，狗日的要杀先杀老娘！”花喜鹊的语言相当够味，马步升掌握得非常到位，一个活灵活现的花喜鹊仿佛就在眼前。 善良的花喜鹊还收养许多孤女，其中一个叫厉害的小姑娘塑造得也颇有趣。厉害一心一意地伺候杨修平，对杨修平的好不要任何回报。少女心事如烟云，泼辣的厉害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小姑娘，事关杨修平的人身安全，厉害一马当先地冲在前。“厉害悄然开了杨修平的房门，悄然进门去，躲在床头的墙拐角里。白天，她早已侦查好了，外面绝对看不见这里，外面的人要翻窗进来时，必然是勾着头弯着腰的，她顺势一钩，将其钩落窗下，不等她爬起，上去一脚踏住，用钩子逼住她的致命处，让她动弹不得。”厉害不同于别的年纪小的孤女，她聪明，泼辣，有着几分为爱舍身的勇气。总体来说，马步升塑造的厉害是个相当可爱，有担当的小姑娘。 窗前明月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人物，她的身份很复杂，一开篇是一个花儿皇后、当地乡绅田青萍的红颜知己，但随着小说的展开，事情又不是那么简单。她和杨修平的对手戏写得极好，每次都那么爱而不得，又暗藏杀气。杨修平对她既有爱，但更有一种畏惧，在她的步步紧逼下，往往仓皇而逃，根本不是对手。这样的女子，让人怀想。她不愿只做田青萍小妾式的女人，也不愿只给田青萍一个人唱花儿，她希望在大庭广众，甚至旷野唱花儿，给很多人唱。她经常想起自己当年唱花儿的盛况，想起那些听她花儿的乞丐。这里可以看出她的不同流俗，在她那里似乎没有社会等级观念。所以，后来小说暗示她可能是杨修平的上级，是会党甘州区的领导，就顺理成章了。最后，杨修平被谴责，甚至追杀，似乎都是她发出的命令。这个人物值得讨论，马步升能够塑造出这个人物，我没有想到。 总之，马步升在《刀客遁》中展示了自己对于女性人物形象塑造的过人技巧。他将不同性格、不同经历的女性分别通过心理描写、动作描写、语言描写等各种方法将她们塑造的有血有肉，肌理丰富。对于男性作家来说，最难把握的是女性形象，却被马步升处理得如此娴熟。 三、文明、愚昧的冲突对垒 《刀客遁》的主题是多义的，其中非常明显的一个主题是现代文明如何改变农耕文明。近代中国的现代化之路走得蜿蜒曲折，道阻且长，这是为什么？因为有这三种东西牢牢占据着传统中国人的大脑，根深蒂固，难以动摇。他们分别是“明君意识”“清官意识”与“侠客意识”。在朝廷，他们希望出现为民做主的“明君”；在官府，他们希望出现为民做主的“清官”；在民间，在官府管不着的地方，他们希望出现为民做主的“侠客”。总之，是希望时时处处都有人为自己当家做主。晚清时期，寄希望于朝廷也无济于事，所以他们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时，首先想到的是“侠客”。他们“自家人再也无力械斗了，两家准备倾家荡产雇佣刀客，做一个最后了断，该谁离开，没有二话，走就是了，不想走的，自己选择死法，与他人无关”。可见，他们的愚昧思想根深蒂固。 具体到《刀客遁》中，上下独流地的父老乡亲们遇到无法解决的水源问题时，唯一想到的解决办法就是寻找刀客，一决生死。也就是上面提到的“侠客意识”。“这次，都不得不派还未长大成人的少年和年过花甲的老人参战了，白家人手凑不齐，族长白灭杨竟然把自己的独生女儿白莲花都顶上去了。这一仗打下来，杨家和白家所有的男人，要不变成了各自祖坟地中的一抔黄土，要不都缺这少那的，再别说械斗了，勉强能种庄稼的也只可归于弱劳行列。”由此可见，独流地的人是期他人（侠客）为自己做主，而不是自己做些什么来改变现状。这种“侠客意识”说到底就是一种“奴才意识”，跪得久了就站不起来了。 小说中现代文明和农耕文明的第一次剧烈冲突发生在杨修平和上下独流地的父老乡亲之间。独流地的人认为“杨修平是留洋的，洋人远比朝廷厉害，那么，杨修平的本事一定比翰林大多了，官儿也一定比县太爷大多了。杨家是这样认为的，杨修平的归来，比老天爷下了一场及时雨还要紧，一场及时雨只能救了眼前的急，杨修平则可以把悬在整个家族头顶二百年的利刃彻底拿下来”，他们希望杨修平还充当“侠客”。杨修平也确实成为了独流地的“大侠”，他主持修建了一个小型水坝，解决了上下独流地为此械斗200多年的难题。 作家的过人之处，在于他没有简单地描写现代文明对农耕文明的洗礼，他多次描写了杨修平、蒋传贤等使用一种愚昧的方式，着力推进现代文明。可以说，这是作家的用力之处，也是符合当时的社会、时代状况的。某种意义上，杨修平的成功，也正在这里。第15章中，学过西医的蒋传贤被镇上的百姓当成可以改变婴儿性别的神奇郎中。“人们哄传，杨家三代单传，儿媳这次怀上的本来是女娃，杨修平又是留过洋的，知道洋郎中能把女娃转换为男娃，蒋传贤虽不是洋人，却是学会了洋人的手艺，你看看，你看看，他果然把女娃变成男娃了”，因此一件事后，竟然使得不少百姓对男郎中给女人接生是禁忌这个观念改变了，“古人说，死人事小失节事大，可是，古人又说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自己的女人只是让一个男人看见了私处，并不算真的失节，比起无后来，那算什么呀，有的人家没有儿子，还抱养别人的儿子给自己顶门立户呢，有的还借别的男人的种呢，谁说过什么，在传宗接代面前，老天爷都是睁只眼闭只眼的” 。在“聪明的”中国人面前，失节与无后相比，就是不值一提的小事了。这个事情开始是民众误传，后来就是蒋传贤故意利用而引导之，以此推广现代医学。 柳知杨这个女性可以说是被封建家族和腐朽文化所同化了。柳知杨是一个受过现代教育的女子，嫁给索洛敦可以说是迫不得已，但之后的转变确实令人始料不及。后来的柳知杨是如此训斥下人的，“老爷要是来了，你赶紧宽衣解带，用腰带把他拴在你的奶头上。你这个死蹄子，你不会说夫人身体不适，让他去别的屋快活吗？”这样的话着实不像是受过现代教育的女子说出来的。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例如柳知杨辱骂祁连鹰的话，“棺材瓤子还有一副棺材的家当，你有什么？除了那几两臭肉的家当，你还能拿出什么？”两年的深宅大院生活已经让柳知杨全盘接受了封建文化的价值观。从这些语言中，我们丝毫看不出柳知杨受过西方现代文明的教化，之后柳知杨告密行为更是印证了这一点。柳知杨算是在陈旧腐朽的文化中生根发芽，嫁人之前的世界已经恍然隔世。 处于近代转型时期的中国，最为迫切的事情就是如何从落后的人治国家转变为现代的法治国家。马步升出于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敏锐直觉，他毕竟是历史专业出身，在《刀客遁》中通过几件情节有趣的片段对于清朝末年的文化变迁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启发人们对于“现代公民意识”的思考。西部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挣扎与迷茫是那么切肤，独流地的两大家族的变化可以说是西部走向现代化的一个简略缩影。而整个西北的江湖化，也是晚清政府面临的巨大问题。湘军平定西北战事后，有些得不到妥善安置的军人，组织了袍哥山堂，势力渐大，“西北社会表面上在官府手里，实际上，早就被架空了，百工百业，从上到下，从里到外，乃至地方大员，无不江湖化了”。马步升将故事的背景设置在晚清时期想必也有这样的对照之意。冯友兰先生曾说过，清朝末年所谓的“民意”“民办”，其实就是“绅意”“绅办”。小说中的田青萍就是这样代表民意的乡绅。而民意的传达往往会被打个很大的折扣才能上达天听，在故事中的现代公民只有受过西化教育的杨修平和蒋传贤，柳知杨只能算半个，小说的情节、人物设置其实有许多隐而不发的东西等待读者的发掘。马步升曾说过这样的话，“《刀客遁》在前，《乱世兄弟》在后。不过，这两部长篇还是以清末民初的西北社会为背景，继续探讨社会改良、社会革命，以及人性的撕裂与修复，等等问题，与我多年的创作思路大体是一致的”。马步升是有时代责任感的作家，创作这样一部长篇小说是有着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在。 马步升的长篇小说《刀客遁》，人物形象塑造生动有趣，人物语言如出其口。结构错落有致，故事丰富生动，侠客与革命的融合，既有传统的味道，也有现代气息，小说读来颇有惊险之感，也让人深长思之。这可以说是一部中国近代断代史，而语言的飞扬恣肆，又平添无穷魅力。稍显不足的是故事情节的安排上有些旨意不明，和会党有关的情节稍显飘忽。整部小说的完整度略显不足，读来总觉得未完待续，我想和最后的开放式结局不无关系。 注释： ①④⑥⑩龚鹏程：《侠的精神文化史论》，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版，第24、61、176—177、231页。 ②王彬彬：《金庸•王朔•余秋雨：当代三大文学论争辨析》，大象出版社2001年版，第109—110、111—112页。 ③⑤⑦⑧⑨马步升：《刀客遁》，敦煌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273、3、93、111、112—113、214、215、223、224、225、134、254—255、255、12、9、10—11、85、185、223、273、114。 马步升：《答兰州大学生问》，http://blog.sina.cn/dpool/blog/s/blog_4d3355210102v652.html?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